他对“田园”、“林园”情有独钟：“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园田”和“林园”既不离人世又异于市朝，既不离人间又可“冥尘事”。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园田”和“林园”何尝不是“人间”，但它又与“市朝”或官场分别代表着两种相反的生存方式、两种对立的价值世界：专注于“园田”耕作便不在意于世俗的穷通，喜好“林园”的淳朴便厌恶仕途的欺诈。置身于“林园”或“园田”，仍然在亲旧、儿女、邻居的人际温暖与关怀之中，可又与“栖栖世中事”“相疏”（见前）；精神上摆脱了俗情俗事的羁绊，可又并不去“山泽”离群“索居”，将“遗世”与“近人”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陶渊明归隐高不可及的地方。他对人间满怀深情厚爱，也珍惜人际给予的“慰情”；享受大自然“良辰入奇怀”的恩赐，也品味“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的躬耕之乐，摒绝求官的媚志、求利的贪婪、求名的虚荣，对人世荣华富贵一无所求——“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饮酒二十首》之十），对蜗角虚名更弃若敝屣——“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自祭文》）。他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所说的“心遗得失，情不依世”道出了他既不离人际又能超脱世俗的真谛。这两句中前句是后句的必要条件，没有“心遗得失”就难得“情不依世”。被认为是诗人生平“实录”的《五柳先生传》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连分别人与人的起码符号——姓名也忽略不记，连是“何许人”尚且无人知晓，可见陶渊明对声名是如何淡漠了。清代毛庆蕃评这几句说：“无乡人之心，故不知何许人；无求名之心，故不详其姓字。”同传又说“五柳先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诗人对人世的“荣利”全无粘滞，所以他一方面“蔑彼结驷”、“不萦好爵”，一方面“甘此灌园”、“耦耕自欣”（《扇上画赞》）。
陶渊明远离官场却“结庐人境”，关怀人间而又“情不依世”，这种归隐方式在魏晋乃至整个古代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现在不妨将他与魏晋盛行的“朝隐”、“岩隐”和“通隐”之流作一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