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把陶渊明的“委穷达”视为他不得不接受的解脱之道：“一生社会地位低下和历经生活困苦的陶渊明，的确无法同提倡‘养生’的嵇康和极言成仙的葛洪相比，这两者对他来说都不是现实可行的解脱之道。那么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陶渊明所说的‘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委穷达’就是解脱之道，此外再无其他。”这段文字对陶渊明“委穷达”性质与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首先，陶渊明“社会地位低下和历经生活困苦”并不是他“委穷达”的原因，毋宁是他决意“委穷达”的结果。他作为本朝元勋之后在政坛上仍有比较深的社会关系，能几次出入桓玄、刘裕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证明。正是由于他的地位有可上可下的选择余地，他才长期有是富还是贫的矛盾斗争，诗人是经过长久“贫富常交战”以后才选择了贫穷的（《咏贫士七首》之五）。假如陶渊明不惜扭曲自己的本性去拍马投机，他不愁没有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甚至只要赖在彭泽令的位子上时间稍长一些，为人学“巧”一些，做官变贪一些，他毫无疑问也腰缠万贯，不至于在生活上忍受“困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不是什么新闻。其次，即使他无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和历经生活困苦”的现实，“地位低下”和“生活困苦”也并不必然导致他将采取“委穷达”的人生态度，贫贱的处境并不必然使人安于贫贱或甘于贫贱，相反，身处贫贱甚至更容易使人害怕贫贱和厌恶贫贱，“民贫则偷，官贫则贪”的情形古已有之，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而卖身求荣的情形至今还未绝迹。“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这个假设条件复句已经将他“委穷达”的原因与目的说得明明白白，他不同于困在泥涂草野的陇亩民，除了安贫守贱以外“再无其他”出路，他的“固穷”和“委穷达”是处膏辞润的结果。最后，“委穷达”从本质上讲不是他个人的什么“解脱之道”，诗人在不少诗歌中抒写过自己“委穷达”和守“固穷”的本质目的：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咏贫士七首》之五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音，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咏贫士七首》之六
这两首诗显然是夫子自道，因今世无知音才引古人为同调。由此可知诗人的“真品骨”，他之所以“爱穷居”而鄙富贵，之所以在穷到不得不“采莒”充饥时仍不惧饥寒，之所以明知自己“人事固以拙”仍不愿投机学巧，完全不是为了解脱个人生活和精神上的困境，是为了“养真”、“守拙”他才“绝交游”、“委穷达”和守“固穷”的。
相对于陶渊明那阔大的胸怀与高尚的旨趣而言，将他的归隐园田说成是对晋朝尽忠是一种歪曲，将他的“委穷达”、守“固穷”说成是为了个人的“解脱”是一种误解，将他的躬耕陇亩说成是明哲保身那简直是一种污辱。他在深知“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的情况下（《咏贫士七首》之七），仍然“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同上之四），顶着“众议”的压力毅然辞官归隐，饱受“寒馁”之苦照样下田躬耕，他所求的不就是在“淳风日尽”的时代谨守自己的“拙生”，在“大伪”弥天的人世守护人的真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