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及文化渊源（11）

然而，陶渊明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起为州祭酒时他没有留下诗文，我们无从确知他初仕的心理感受，但从史书所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知，他初仕“少日”便“解归”倒不是遭上司的冷遇或受同僚的排挤，完全是他的气质个性“不堪吏职”。《饮酒二十首》之十九中的自述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向立年”意指将近30岁，恰与29岁“起为州祭酒”吻合。不过，他这次解职后并没有“终死归田里”，几年以后（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又出任桓玄的幕僚。其时桓玄雄踞建康上游荆州，刚扫清对他构成威胁的对手，握有天下最为强悍的重兵，随时都可以进取京城总揽朝政。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是桓玄之父桓温十分器重的僚佐，如今他自己又以桓玄僚佐的身份奉命使都，这正是他迈往图功、一骋“猛志”的良机，可他此时竟无半点“抚剑风迈”的豪气，反而厌倦官场敷衍与仕途奔波，在使都归来的路上感叹说：“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第二年（晋隆安五年）七月销假至江陵赴官时冠缨对他简直成了难以忍受的桎梏，他又一次发誓要“投冠旋旧墟”：“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既然倾心于“园林无世情”，沉醉于“诗书敦宿好”；既然不屑于官场“好爵”，不羡慕人世浮华；为什么又要踏上喧嚣攘夺的仕途呢？陶渊明自己对此也好像迷惑不解，他在诗中不断地反问自己说：“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一时期的陶渊明有些进退失据：吟完“静念园林好”不出三年时间，他又决定“暂与园田疏”，匆匆“投策命晨装”，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可“始作”镇军参军便又打算“终返班生庐”。不妨看看诗人40岁时所写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所表现的心态：“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此时诗人心情之矛盾和痛苦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既然“委怀在琴书”何苦又要“登降千里馀”？既然“心念山泽居”干嘛又要“宛辔憩通衢”？既然入仕便临水愧鱼、望云惭鸟，为什么又要应辟出仕呢？从诗中“时来苟冥会”一语看，诗人入刘裕幕是应刘之辟，不存在被刘胁迫的可能。征辟当然要出之以礼节，受征辟者也可以礼节决定进退。陶渊明这年正为“四十无闻”而苦恼，其时刘裕又正处在王业渐隆之时，照说这时出任刘裕参军是他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诗人自己也认为这是“时来”，可是，他入幕后非但没有一展身手的冲动，反而束装初出便绵绵思归，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利用这次“时来”的良机建功“骋志”，在刘裕幕中几个月后便遽然辞归。清代张荫嘉认为陶这次出仕是“违心之举”，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令人费解的是，他离开刘裕幕不久即入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可以看出这次出仕仍是“违心之举”，刚一赴任便反问自己为何要勉强出仕：“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