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有屈原的宏伟悲壮，又没有李白的豪放飘逸，也没有杜甫的阔大沉雄，陶渊明以他百来篇诗文竟然赢得了与这三位诗国巨人比肩的崇高地位。苏轼甚至还认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王国维也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一直到现代朱光潜仍然认为：“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在这三位大作家或大学者眼中，杜甫也许勉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李白似乎还没有资格与他平起平坐。
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慨叹“成为一个大诗人”之不易，否则，“许多人早就成为大诗人了”。是哪些因素使陶渊明成为一个大诗人的呢？或者说，是什么奠定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呢？有人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说。由于孔子要求通过诗歌对个体心灵的陶冶塑造，以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目的，忠孝后来就成了封建社会评价诗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也就成了判定一个诗人崇高与卑劣的首要标准。因而，前人对陶渊明的赞美也多集中于所谓“耻事二姓之验”、“眷眷王室之心”上。史家说他“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一直是后世诗论家的美谈；他辞官彭泽躬耕南山，也被说成是“不食周粟”之义，明其“出处之分”，“全其后凋之节”；他的诗文更是字字句句被胶绕牵扯到故国君父之思，“动引忠诚悃款以实之”。封建社会的诗论家拼命把陶渊明打扮成司马王朝的忠臣，而新时代的许多论陶者又竭力把陶渊明说成是人民的肖子，总是在陶集中去寻找同情人民苦难和反对权贵压迫的诗歌或诗句。有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入手，根据诗品决定于人品的古训，反复称扬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节操，赞美他将权贵馈赠的“粱肉”“麾而去之”的骨气，肯定他宁可躬耕自资也不一傍权贵之门的人格。有人则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立论，或称道他那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或激赏他所创造的那种和谐静穆的诗境，或沉醉于他诗文那平淡自然而又韵味淳厚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