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准备去深圳国贸大厦之前，吃早餐的时候我找市委书记李灏，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在。我向他们汇报自己的一些想法，担心会漏掉一些重要记录。比如出发在路上时，只有省、市的主要领导能陪同邓小平在中巴上，邓小平的谈话我没法子记录；还有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很重，我们一下子会听不清楚。希望批准我们带录音机，并且允许我从市委宣传部调一名四川籍干部到迎宾馆协助记录整理。两位领导听后，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谢非还半开玩笑地说：“吴部长，不要紧的。小平同志在中巴上有什么重要指示要记录，我们回来向你汇报。”好多年前，他当广东省委副书记时来过深圳检查工作，是我陪同和带路。所以，谢非早就认识我。
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反正，完不成记录工作任务，中央首先是打您们两位书记的屁股，跟我没关系。”谢非、李灏都笑了起来。然后，李灏说他负责向王主任说明、请示。
1月20日9时在迎宾馆上车的时候，我交给李灏书记一个超小型的索尼牌录音机，告诉他怎么使用。李灏认真听我讲解后，把录音机装进西装内左上边的袋子，坐上邓小平的那辆中巴。
到国贸大厦旋转餐厅，我和陈锡添由于有特殊任务，站在邓小平和谢非、李灏、卓琳、邓楠的后边。李灏时而半弯着腰、指着深圳市建设规划模型向邓小平说明，时而坐下来向邓小平汇报深圳的发展情况。我一见邓小平开始插话，用手示意李灏注意录音机。李灏马上伸手按动西装袋子里录音机的开关，向我点头，意思是说：“搞掂了。”我放心地退到后面一点地方蹲下来，边听边专心做记录。
邓小平从国贸大厦下来后又到深飞公司视察，我们快到中午12点才回到迎宾馆。我马上找李灏书记的秘书刘润华要录音机，然后顾不上吃午饭就先回五号楼住处整理记录。可是录音机放不到一半就没有声音了。再试几次，都一样。
我心里开始发慌。如果没有录音做重要依据，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只靠笔记，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更加困难。我立即不顾一切地到餐厅直接找李灏。李书记听了也有点紧张，说：“我确实按了开关，听到它开始录音了。中间没有再碰它呀。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才最重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很可能是录音机中间出了毛病，这种问题怎么能找领导，赶快自己想办法。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离开，突然想到谢非书记的秘书陈建华。好多年前，谢非任省委副书记来深圳检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市委让我带路和陪同，就开始同陈秘书熟悉。他工作认真、仔细，可能会有录音。
当我正在餐厅里观望、寻找时，陈建华已经在另外一张餐桌旁站起来，笑着看我。他已经听到我向李灏汇报的谈话，主动走过来，拉着我到餐厅外头，笑着说：“怎么样？要我帮忙吧？”
陈建华比我年纪小很多，但我们像老朋友。我说：“小陈，赶快拿出来吧。什么条件，尽管说。”事实上，陈建华录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重要谈话的后半部分（估计是开始的时候，中央警卫局的人不让其他工作人员靠近邓小平坐的位置），我们录了前半部分，正好互相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