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一次把我们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因为她觉得那是这个地区教育水平最好的一所学校。她能容忍学校里一些不可避免的宗教性指导，但绝不会去刻意追求。那时候，二年级的孩子要接受他们人生第一次的圣餐仪式，所以学校每天会把部分上课的时间用于让这些孩子们为这庄严的圣礼做准备。然而，母亲决定不让我参加和成人礼有关的宗教活动，再加上我和班里同学在语言上有天然障碍，这些更加剧了我和同学间的疏离。每天，同学们为一场普通的成人礼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孤单地独自坐在一旁。我在想这是否是他们对我这个陌生外来人所设的一场阴谋，好像我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遗忘的存在。
杨斯顿以钢铁闻名，所以这个地区有很多雇佣工人。1980年我们搬去那里的时候，钢铁制造业已经在过去的十年里连续走下坡路，一些钢铁厂濒临倒闭, 钢铁部门亏损巨大。我最好的朋友詹妮弗的爸爸是个钢铁工人，那年他被裁员了。杨斯顿永远都不会完全恢复了，钢铁部门亏损巨大，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股阴霾的空气之中。
后来我上了法学院后学习到一个著名的朝鲜战争时期的案例，1952年杜鲁门总统征收钢铁公司资金，试图阻止一场钢铁工人大罢工，他认为该罢工会危及当时对韩战局并激励苏联进攻。在这场杨斯顿钢铁公司总统许可权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总统没有法律特权去征收钢铁公司资金。我在哈佛法学院上宪法课的时候，学习到这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政权力案例，第一次将它和我童年在杨斯顿的旅居生活、美国军队对韩国的介入，以及我们家族在韩国的历史等联系了起来。
在杨斯顿的韩国人是一个非常小但很活跃的团体。我们会每周日聚集在卫斯理教堂，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进行社交，做完必需的晨间宗教服务之后，我们聚在一起吃东西。当地的电视台听说我们这个团体的存在后，想要做一期关于韩国人在杨斯顿的生活和文化的人文类节目，我母亲主动提出让我在电视摄像机前表演一段韩国传统舞蹈。
“但我不知道怎么跳啊。”我说。
“没关系，我会教你的。”母亲说。
我妈妈其实也不太会跳，但她还是帮我换上了韩服，随着卡式录音机里放着的“桔梗谣”随便给我编了几个在她看来相当不错的舞步。新闻编辑果然很喜欢这个穿着传统韩服，跳着所谓的“韩国民俗舞蹈”的小小韩国女孩。结果，我不仅成了当地关于韩国人生活新闻纪实节目的特写人物，就连我跳舞的新闻照片也被定格成了晚间新闻的开场画面，在之后的好几年里都没有变过。
后来我那位舞蹈家二姨和她的同事一起来美国，顺便来看我们的时候，我母亲当然会拿出那个电视节目的录影带来展示给他们看，结果他们看到我母亲不管不顾地给我设计的随性舞步时，笑得心脏都快停止了。我尴尬死了，发誓再也不会让母亲主导我在任何聚光灯下的表演了。毕竟，我要是为我自己感到尴尬的话，那这也得是我自己做的才行。
我们所在的公寓大楼里住着的几乎都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公寓大楼和医院之间有一条相连的地下隧道，看上去就像个毫无生气的防空洞。我们作为父亲的家属，允许每周去医院食堂就餐一次。
我父母和两个同住一栋大楼的墨西哥家庭关系不错。那两家的男主人是学西医的研究生，也是来杨斯顿定居的，和我父亲在同一所医院里工作。三家的女人们白天就会结伴一起，分享和交流编织、缝纫的经验，一起做枕头和隔热垫。而男人们常常在一起鼓吹自己家乡的传统菜肴味道如何辛辣，终于在一个决定命运的晚上引发了一场味觉的对战。墨西哥人和韩国人面对面，友好挑战：韩国泡菜对决墨西哥菜，两种都放了非常辛辣的香料。
我们并没有什么胜算。我父母吃墨西哥菜辣得双眼流泪，而我们的墨西哥朋友则眼都不眨地吃下了我母亲做出来的最辣的泡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