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来看文学研究的话，文学艺术品本身将成为必要的焦点。我们将认识到，当我们考察一部作品同作者心理之间的关系，考察它同作者所处的社会流行的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研究的是不同的问题。我已经说明过，艺术品可以被视为符号和意义的分层结构，它们完全不同于作者写作时的思想过程，因此也同作者接受影响时的思想过程完全不同。在作者心理和艺术作品之间，在生活、社会和审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人们恰当地称为“本体论的差距”的东西。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说得准确一些，经过仔细斟酌才形成的符号和意义的分层结构的概念，其目的正是为了克服形式和内容相分离的旧矛盾。在一部艺术作品之中，通常被称为“内容”或“思想”的东西，作为表现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之中。否认艺术与人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和形式研究之间设立障碍，这绝不是我的意思。虽然我曾向俄国的形式主义和德国的文体学家学习过，但我并不想将文学研究限制在语音、韵文、写作技巧的范围内，或限制在词语成分和句法结构的范围内；我也并不希望将文学与语言等同起来。我认为，这些语言成分可以说是构成了两个底层：语音层和意义单元层。但是，从这两个层次上产生出了一个由情景、人物和事件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任何单独的语言因素，更不等同于外在修饰形式的任何成分。我以为，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的概念，它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相对主义的好古主义和外部的形式主义，两者都是企图使文学研究非人化的错误尝试。批评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从文学研究中被排除出去。
如果这样一种变化能够发生，我们的思想就能得到解放；如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批评史能够得到重新调整，那么动机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我仍然能够做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甚至民族主义者，但借贷体系将不再有什么关系了。文化扩张的幻想有可能消逝，正如希望借助文学研究取得一种世界性和解的幻想可能会消逝一样。在这里，在美国，由于我们站在大洋的彼岸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因此我们较能采取一种超然的立场，尽管因此我们也可能付出脱离根基和在精神上流放他乡的代价。但是，一旦我们不再将文学视为争夺文化声誉的论战中的一个论据，看做外贸的一件商品，或看做民族心理的一件指示器，我们就将获得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正的客观性。这不再是一种中立的唯科学主义，一种冷漠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而是一种与对象在其本质上的交锋：这是一种心平气和的紧张的沉思，它将引向分析并最终引向价值的判断。一旦我们把握了艺术和诗的本质，把握了它战胜人类死亡和命运的力量，把握了它创造一个新的想象世界的力量，那么民族的虚荣就会随之消失。人，一种普遍的人，各地方、各时代的人，就会以其千差万别的形象出现。而文学也将不再是古玩家的消遣，一种各民族之间借贷情况的统计，甚至也不再是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的描绘。文学研究将成为一种像艺术本身一样的想象行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观念的保存者和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