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总处(2)

1927年,曾养甫出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1932年,任浙江省建设厅长,期间曾与茅以升一起主持钱塘江大桥的建造。他先是慧眼“挖墙脚”,将茅以升从天津北洋大学硬拉来做钱塘江建桥工程处处长;同时宣布“钱塘江大桥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并聘请钱昌淦等一批美国归来的青年留学生工程师担纲设计。当建桥工程遇到较大困难处于进退维艰的困境时,他把茅以升叫来,正颜厉色地说:“我一切相信你,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终于成就了中国20世纪建筑史上的这一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曾养甫1935年11月还受陈立夫之托,秘密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同共产党接触的渠道。接通关系后,曾养甫受命于1935年11月至1936年9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吕振羽、张子华、周小舟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会谈,力促两党联合抗日,并有书信与周恩来等领导联系,为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36年秋,曾养甫调任广州特别市市长,1937年10月起兼任西南运输总处首任主任,后来还督办修筑滇缅国际公路、中越铁路和滇缅铁路等工程。

受命兼任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后,曾养甫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三位副主任一起,迅速组建总处本部架构,并着手整合本属各方的资源,辟通国际军运渠道。

西南运输总处内设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警卫稽查、总务五组,及秘书、总会计、总工程司三室,另设购料委员会、运输研究委员会,各组室下又分设各科。

后因战事扩大,军运需求和规模急剧上升,曾养甫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最使他感到为难的是对来自各方均“颇有来头”的需求“摆不平”,便主动力荐由宋子良接任。

随着抗战的激烈进行,西南运输总处重任在肩。它跨五国(新加坡、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及大陆境内八省,先后在香港、河内、海防、新加坡、仰光及汉口、长沙、桂林、贵阳、重庆、昆明、梧州、桂平、南宁等处设立分支机构及接转库、工程处等附属单位,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海防、仰光和对内联系粤、桂、湘、鄂、川、黔、滇等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庞大运输网络,拥有各地员工达26000多名。

1938年9月,西南运输总处移驻昆明。从那时起总处一直驻设在昆明小东门内大绿水河,直到1942年结束使命。

据现存云南省档案馆中的“西南运输总处暨各附属机关高级职员名录(1940年2月—8月)”(全宗54,目录1,卷号184)记载,西南运输总处主要架构及工作人员配备如下:

主任宋子良,副主任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陈体诚;

秘书长曾昭六,秘书一科长庄叔遐、二科长蔡行健,机要秘书蔡元;

总会计室主任黄仲鼎、总工程司龚学遂(兼);

总务组组长罗纳齐;

公路运输组组长吴琢之(兼)、副组长铙竞群;

水路运输组组长何星林;

铁路运输组组长陈延姛;

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副组长陈质平;

购料委员会主任委员苏乐真;

运输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王大麟;

香港分处处长宋子良(兼)、副处长方兆镐、主任秘书庄叔遐(兼)、业务科长庄汉开;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海防分处处长宋子良(兼)、副处长周贤颂、河内特派员黄强;

仰光分处处长陈质平(兼)、副处长陈湘涛;

腊戍支处处长严寿康、副处长龚少侠;

重庆分处处长汪英宾;

沅陵分处处长李晋候;

柳州分处处长黄荣华;

畹町分处处长冯建统;

西南运输总处组织架构及高级职员名册运输人员训练所主任宋子良(兼)、副主任吴琢之(兼)、刘吉生(兼)、龚学遂(兼)、陈体诚(兼)、教育长张炎元(兼);

电台总台长霍实颂;

昆明运输事务所所长王绍义(8月后为陆振轩);

滇越线联运处主任龚学遂(兼),副主任陆振轩、邝炎公;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