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6日
昨晚，我和林木都住在医院里。今天我们乘一早的航班回北京，接下来的一周只能把母亲交给舅舅，直到小谢来接他的班。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向来就没有太多的交流，更何况，我们就要回北京了，谁都知道，这种时候最好少开口，能有效避免分别的伤感。我还担心某句不恰当的表达引起母亲强烈的反应。
刚过十点都睡下了。关了灯的病房里，只有从窗外透进来的一丝微弱光亮，借着这光能大致分辨出屋子里的格局。母亲的病床在比较靠门的位置，我睡的沙发靠房间的一面墙壁，空调对着我呼呼地吹着热风，而另一面墙边摆放着陪护床，是用医院的抢救床改的，很窄。病房里除了空调运转时发出的嗡嗡声，还有给母亲输送营养液的泵工作时的声音，这些机器的声音都很轻微，白天的嘈杂能完全掩盖掉，但在静谧的夜里一切声响都显得清晰而又响亮。护士定时查房，她们的动作都极轻，通常是打开手电筒查看液体泵的状况时，我才知道有人进屋了。从护士进出病房的频率来看，应该过了子夜。
皮质沙发很软，我的身体深陷其中，又因为窄，盖在身上的被褥在我翻身时总是掉到地上，我只能尽量不翻身。林木也在床上不停地翻身，显然，他也一直没能入睡。只有母亲那边间或传来均匀的鼾声。
天还没有完全亮，母亲已经起床去了卫生间，这时应该刚过六点，她总是赶在六点半护士们交接班查房、整理内务，医生们查房之前洗漱完毕且吃完早餐，她决不允许别人看到她蓬头垢面的样子，也不允许自己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坐在床上进食。
然而，今天她并不急着吃早餐，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们走。昨晚已经约好了出租车，司机会在楼下等我们，现在离开病房的话，我们只能在寒冷的大街上等候将近一个小时。母亲不听我的辩解，大概她是希望我早去早回。
实在拗不过她（我何时又真的能拗过她呢），我们只好提前了二十多分钟出门，站在初春冷寂而空荡的大街上等车。
临出门，我在心里挣扎了很久：要不要给母亲一个拥抱，或者在她脸颊上亲一下，再或者说些母女间亲昵的话，哪怕有些肉麻？母亲坐在病床上，看着我，她总是那样看着我—挑剔地、埋怨地、失望地，其中又有些清晰可辨的渴望，她渴望对面的我还像从前一样，一张胖嘟嘟的粉嫩的脸，憨憨地任由她在脸上亲一口、捏一把，然后牵着她的手寸步不离。显然，一不留神间小女孩长成了女人，不再喋喋不休地向她讲述遇到的人或事，也不再缠着她问一些可笑的问题，更不需要她指点如何写出一篇可以获得老师表扬的作文。她只知道，在远离她三千公里的地方，这个长大的女孩有了自己的家，做一份她给不出任何指导意见的工作，在她越来越年迈的情况下，还不肯让她体会做外婆的滋味。
最终我牵了一下母亲的手，似乎还是母亲主动伸过来的，我不过是迎上去握住了她。“我回去处理一下工作就回来，啊。”我的声音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因为我完全没有说这句话的底气。“我怎么可以扔下她一走了之，我太心狠，太自私。”我在心里说。
她那双深陷在眼眶里大而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我，评判着我执意的离开。其实，我一直都在接受母亲的评判—作为母亲，她享有这个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评判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母亲的特权。
我提起箱子，关上病房的门，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