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时性”存在结构
与百科全书式叙事试图展示“多层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观”相一致的，是小说时空结构的改变。我们在阅读《国道》《花腔》等作品时，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时间不是在“历时”发展，而是以“共时”的方式存在，空间的内容与容量在不断增大，阳光、灰尘、杂草，越来越多地进入，它们无限关联，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把粪便、玫瑰都附着上去，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历史的线性时间却在逐渐消失，在许多时候，时间甚至是停滞的，因为有关事物几乎从来没有给出过判断，更没有答案，叙事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李洱曾经这样写道：“鉴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种种共时性特征，鉴于它的暧昧与含混，这个时代的写作无疑更加困难，比尤奈斯库的那个时代还要困难。”这种“共时性”存在结构显示了作家历史观，甚至是哲学意识的变化，具体到小说实践中，所带来的是小说美学元素的变化。
首先，它改变了故事在小说中的位置。在通常的小说叙事中，故事是核心元素，有完整的开头、高潮与结尾，并以此给人启发、感染与教益。但是，在“共时性”结构中，线性历史观被否定，事物的存在本质并不是以进化论方式出现的，而是通过比较、关联、分析映照出来的。因此，小说中细节无限衍生，并存事物被不断发掘，故事不再是表达意义的唯一手段，在许多时候，它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甚至只是一个不断被打断、被遗忘的线索性元素。这在李洱的所有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伍尔芙曾经这样理解故事在小说中的作用：如果你读完一部小说，可以毫不困难地转述给另一个人，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小说，而只是一个故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观念变化：相对于19世纪的小说来说，故事已经不是现代小说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小说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东西。它想要表达的是生活的一种镜像，它的复杂性、暧昧性及其种种特征，是一种展示，而不是判断。这种变化与李洱所言的“时代的共时性特征”是相一致的。在交通、通信和现代传媒等的作用下，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都成为共时化存在，曾经与我们的经验保持着异质性、有着多重时间意识的“远方”和神秘空间已经消失。时空拉近，“远方”同样是“这里”。作家很难讲故事，因为他失去了讲故事者的基本条件：来自于远方，体验性，故事的创造性，时间的差异感，等等。很多时候，作家比读者知道的还少，作家的很多故事是从网络、新闻、闲聊中得来的，对作家来说，这一故事已经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他甚至不能够把远方的故事作为一种知识告诉读者，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作为知识者的权威性。这一状况导致意义很难升华。在后现代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作家甚至低于读者，作家的观察有可能还不如读者，并且往往作家传达出来的气息还没有事件本身给人震撼更大。可以说，这种对意义的怀疑和讲故事能力的丧失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观与小说的基本结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