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神话、暴力及其他(2)

耙耧山人既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自然人,也是现实政治力量和外部世界的承受者和反抗者。在经历了和外部世界接触之后,他们被迫(《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或自愿(《受活》中受活庄人)回到原初状态之中。这是阎连科小说的基本思维逻辑。这一点在他的早期中篇小说《两程故里》中已经有所展现。天民和天青作为两个世界的各自代表在耙耧山脉经历着不同的遭遇。天民利用传统道德的外衣总能赢得两程故里人的心,而已经进入外部世界的天青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能得到承认,双方的较量以天青的失败而告终。当然,自然并非天然,这一自然世界有它本身的脆弱性,天民代表的是传统力量的自然性,传统的社会、经济和道德伦理结构,它有它的黑暗、肮脏和私欲,但是,耙耧山人能接受的恰恰是这种温和的、具有“仁义”形式的道德形式,而对天青的钱和村人在外部世界的遭遇却格外敏感和排斥。这是阎连科小说最初所展示的冲突形式。随着思想的深入,作者逐渐摆脱了这种较为浅显的冲突模式,而进入了对两种世界的本质性思考。《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并没有排斥外部世界,相反,他们一直所努力的就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他们翻地,种油菜,挖渠引水,女子卖淫,男子卖腿皮,积极地从外面寻找各种信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活过四十”,能够像外面世界的人那样白发苍苍。但是,他们失败了。外部世界给予他们的压力和命运他们无法摆脱,这一外部世界既是社会、九都、文明(从九都引过来的黑水是被污染的文明的象征),也是不可知的命运。

如果说《年月日》《日光流年》以其神话性统治着小说的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受活》则以巨大的传奇性构筑了一个有关真实的象征世界。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荒诞不经、离奇诡怪的传奇故事。我们从中可以找到解读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密码和信息。这是一个完全由残疾人组成的受活庄与世界冲突的故事。“受活是这世界以外的一个村落呢。”“这世界以外”,受活人被文明世界和自然世界同时抛弃,而成为一个自生自灭的、独立的传奇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外”的存在,却遭遇着“世界内”的不断冲击和掠夺。在这里,文明和社会的掠夺性被用极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从而被赋予很强的象征性。这一掠夺性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也是整个文明发展的特性。茅枝婆是受活庄的象征,在被社会和文明抛弃的时候,是她带领受活庄过上自由、富足的生活。但是,从她想让受活庄人进入“世界”的那一天起,灾难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世界内”的各种话语开始对受活庄的人进行掠夺,精神的掠夺和物质的掠夺。“大劫年”里,“世界”以政府、党、枪、党章、介绍信等各种方式掠夺受活庄人的粮食;在“黑灾、红难”中,受活庄人又被拖入荒谬、可怕的境况,他们要求“退社”,他们要退回自己的世界,没有制度,没有政治,他们要还原他们的生活。但是,更大的灾难紧接着降临了。受活人由于自己的残疾而被组成了“绝术团”,通过出卖、展示自己的残疾为柳县长(也就是为双槐县)赚钱,“人”变成“非人”,理性的目的(致富)最终变成了非理性的狂欢,两个世界再次成为对立面昭示着双方的性格。最终,受活庄终于退社,回到了耙耧山的深处,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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