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民间文化性格(2)

“三花脸”与智性生存。“三花脸”在河南戏曲里通常指过场人物,通过插科打诨,自轻自贱,自嘲自骂,装疯卖傻,来获得一阵笑声。但是,在生活中,它却意味着通过出卖尊严和人格来获得某些利益、达成某种谅解或者获得基本的生存权。这是中国底层人,或者说每个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着的角色,是中国文化中“弱者”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是猥琐的农民或底层的市民、工作人员,没有自尊,以自我贬低来获得一点生存位置。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男女突然将我的麻六嫂给捺到了地上,接着就将她的裤子给扒了下来……整个过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甚至还对那些做出这恶作剧的成年人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一边系自己的裤带,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乡村世界的这种扭曲性格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性格。与“三花脸”的自戕自贱相映衬的,是弱者另外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找一种平衡。李准《黄河东流去》中的徐秋斋,是乡村智者的典型,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权势做斗争,既赢得了胜利,同时也维护了尊严,这是在苦难之中所能采取的最好自我保护方式。这是典型的乡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满足。

好面子与自卑自大。贾平凹在谈到写作《废都》时说:“西安的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世间心态也恰是中国的心态。”其实,这是北方的一个共同处境,穿行在开封、洛阳的小巷里,看到一个个古建筑和古遗址的残垣断壁,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没落和悲凉,也许这就是废都意识产生的原因。对北方来说,宋代帝都南迁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断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民众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们仍然努力保持它对政治的关注和对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间,上学读书是基本的认识,学风甚盛);另一方面,民众精神有一种被抽空了的疲惫,好面子(几乎到了极致),要求人的尊严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当小丑来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纯朴与狡诈、善良与冷酷并存,有时候极其忠于诚信,但是,一旦受到伤害或有利可图,则马上背信弃义。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现实中底气却不足,这也是形成独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过分的自尊和敏感,这是弱势群体最为常见的性格,也是冲突经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间文化性格,几乎是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国传统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怜、可恶的,却是绝望之中的反抗。同时,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由“中心”转向“外省”的地方区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产生的性格变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些性格的负面因素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或者说,它与日渐个性化、现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正是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因袭,使得河南民间对权力的追逐总是更为激烈,也在无形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种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础,中国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一级别的人相对高一级别的人来说,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种扭曲的行为来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换句话说,中原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内部,存在于中国生活的每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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