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
李文安时的李家，还是“家风寒素”、半耕半读的境况。李文安曾做塾师，一边谋生，一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谋求仕途。道光十四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为第96名，接着又在四年后进京参加会试，中了第112名进士。报子到家中来报喜，她的夫人一点儿也不相信，仍旧耕着田地。文安高中进士，使他的家庭由“力田习武”转变为当地“望族”。李文安当上户部主事，已俨然一个朝廷大员，成为许氏改为李姓之后做官的首人。
李文安在刑部为官多年，尽忠职守，非常认真。据说每逢断案，他都会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查出案情的真相绝不罢休。为此，常要与人“庭诤面折”，被人称为“包公再世”，但他也因为刚毅的脾气，常常得罪上司。后来，他管理牢狱时，同样严守规章，禁止狱卒虐待囚犯，为在押的囚徒准备衣被、药饵，冬天给粥，夏间给席，还不时亲自检查督促。
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别人家聪明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李文安到8岁才读书。他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李文安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殿华看来就是贪玩不用功，根本就没看出这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后来，李殿华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40了，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虽然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便是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还没有发达，只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虽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但是他对儿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识的，也许这也是李鸿章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