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里斯本有一定数量的餐馆,其中一家外观体面的酒楼上,有一间标准的餐室,它有着不通铁路的小镇饭馆所特有的坚实感和家常风味。在这些二楼的餐室,除了星期天,顾客寥寥无几,你总能遇到一些相貌平平的怪人,那些生活舞台的配角。

有一段时间,我手头拮据,又想图个清静,便成了某家这类二楼餐室的常客。每次我七点左右去那用餐时,几乎总能看到这样一个人,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才开始对他产生兴趣。

他个头很高,身材相当瘦,约摸三十岁。他坐着时背弓得厉害,但站着时没那么明显。他衣着随便,但不完全算是不修边幅。他那苍白无趣的脸上,露出一种饱受磨难的表情,看不到任何趣味,也很难说那种表情暗示着什么样的磨难。它似乎暗示着各种磨难:艰难困苦、焦虑和饱经沧桑后的波澜不惊。

他总是吃得很少,饭后抽一支自己卷成的纸烟。他大胆观察着其他顾客,谈不上有什么疑惑,而只是出于超乎寻常的兴趣。他并未细细打量他们,似乎只是兴致使然,无意要分析他们的外在行为或记住他们的外貌体态。正是这点特征使我对他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更密切地观察他。我注意到,某种才气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使他的容貌变得生动起来。但沮丧——冷淡苦楚的郁积——始终笼罩在他的脸上,所以很难再从他脸上看到什么别的特征。

我偶尔从餐馆的一个侍者那里得知,他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楼下的街上发生了一件小事——两个人在互相殴打。二楼餐室的每个人都跑到窗户边观看,包括我和眼下正描述的这个人。我随口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同样附和了几句。他的声音迟疑不决,平淡无奇,仿佛因完全没有指望而变得万念俱灰。然而,我这样看我的晚餐同伴,或许是荒谬的。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们就互相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或许因为可笑的巧合,我们都迟至九点半才去吃晚餐,竟因此而随便聊了起来。在某个适当的时刻,他问我是否写作,我说是的。我提到了最近刚刚出版的文学评论杂志《奥尔弗斯》。他称赞了它,而且是高度称赞,这令我大为吃惊。我告诉他,我很吃惊,因为这本杂志的撰稿人只对少数人说话。他说或许他就属于少数人中的一个。此外,他补充道,这种艺术对他来说并不完全新奇。他羞怯地说,由于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没有朋友可供拜访,也没有兴趣去看书,他通常晚上呆在家里,在他的出租屋里写点东西来打发时间。

他的两个房间放置着表面奢华的家具,无疑,不能不牺牲某些基本物件。他颇费心思地挑选座椅,它们有着柔软舒适的坐垫。他同样精选了窗帘和地毯。他解释说,这样的室内设计使他能够“为单调生活保留尊严”。以现代风格装饰的屋子里,单调生活变成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一种生理不适。

没有什么东西驱使他去做任何事情。他独自度过自己的童年,从未参加过任何团体,也没有修过什么学科,从不属于任何群体。他的生活环境有一种奇怪但又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或许所有人的生活环境都是如此——按照他的惰性和逃避倾向,被剪裁成本能的画面和相似物。

他从来不必面对社会或国家的需要。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需要。他从来没有动力去交朋友或谈恋爱。在某种意义上,我算得上是他唯一的知己。但即便我总是假设自己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也未必真正拿我当作他的朋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需要托付一个人来保存这本他留下来的书。起初,我感到很难办,但我现在很高兴能够从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尽可能将自己当作他的朋友,致力于完成他将我拉进来的目标——出版这本书。

即便在这方面,客观环境看来竟然对他有利,因为我这种性格的、对他有用的人出现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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