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惜，我完全不记得史蒂文。但我当时十几岁，估计也不会去注意两岁大的孩子。”安娜斯塔西娅的小姨子德洛丽丝?德尔?法维罗?哈夫说，她也同样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隔壁。“我没有给他做过保姆，他们是犹太人。我在埃文代尔长大的时候，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我没有交过犹太朋友。犹太小孩都跟自己那群人玩。他们不愿意跟非犹太小孩玩。我估计是教育的问题，应该是。我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会打招呼，但至于一起玩或者一起去看电影，我没尝试过。”
迈耶?辛格曼，一名陆军航空队退伍军人，跟斯皮尔伯格家仅两户之隔，曾经在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工作过。虽然他记得埃文代尔的居民和辛辛那提的人一样排斥美国黑人，“我觉得黑人没办法搬到我们家和斯皮尔伯格家之间”。但他也说：“我不记得我们家有涉及过任何反犹太的事件。如果你还很年轻，又住在一个犹太社区，其实你是看不到真正的世界的。”史蒂文的表弟塞缪尔?格特曼出生于1949年，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说不管史蒂文在辛辛那提遭遇过什么样的反犹太事件，也不过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闹着玩而已”。
在史蒂文的近邻中，没有多少跟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大多数都是中年人。因此，史蒂文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成年人一起度过。他的父母、祖父母及亲戚朋友，珍妮的海外学生以及商店和教堂的工作人员。史蒂文出生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生活在一个被佩姬?辛格曼描述为“文化很先进”、米莉?堤格形容为“聪明人的温床”的环境里。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学习如何跟比自己大的人打交道，史蒂文无疑会形成自己的另类感、早熟的自制和严肃。不管善意与否，有些比他大的人都认为他“很不一样”，是一个很少跟其他小孩一起玩的孩子。他学会了当有人和他说话的时候才说话，学会了跟自己的想象力独处。他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从他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行事方式。
除了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和母亲的音乐之外，史蒂文在辛辛那提的经历可能大多数都隐藏在他的潜意识里。家里人的疼爱，尤其是母亲的疼爱，无疑促进了史蒂文早期认为自己非比寻常的想法，认为他的与众不同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特征。通过这种想法，他才能免于遭受那些他能意识到的、传统和偏执的邻居认为他“不一样”的消极感的伤害，但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将他们敬而远之的影响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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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利亚回首过去，她认为，在史蒂文成长的那些年，除了家人遵守的安息日和犹太节日之外，犹太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毫无分量”。
“利亚的父母还是犹太教正统派教徒时，他们参加保守派教堂，”阿诺德说，“但他们遵守休息日。他们在休息日的时候什么事也不做，除了在大萧条的困难时期，波斯纳先生必须去工作。利亚和我结婚的时候，最初我们都遵守这些，但后来她说：‘我没法再坚持戒律了。我想吃龙虾那些东西。’然后我们会不遵守戒律。我们会坚持一会儿然后又不坚持。但当她嫁给第二任丈夫伯尼?阿德勒之后，因为他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所以她后来一直保持正统派的戒律。”
离开辛辛那提之后，斯皮尔伯格一家通常只在拉比和利亚父母来做客的时候才遵守戒律。史蒂文称之为“门面戒律”。有一次，利亚正准备煮三只活龙虾做晚餐，这时他们听到拉比的车停在了他们家门前的车道上，史蒂文把龙虾藏在了他的床底下，直到拉比离开。
如果利亚和阿诺德因为被衰退的家乡环境和传统主义限制或阻碍，并且他们敢于远离甚至放弃自己的身份，敢于离开那里，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间，他们正是那一代开始成家立业的美国人中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