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2]但时局的反复不定令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大学教授和广大民众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溃退。
7月29日晨，天津守军纷纷撤退，日军开始反攻，地处城西的天津南开大学突然遭到日军炮火猛烈轰炸,校园内的木斋图书馆、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资料灰飞烟灭。紧接着,日军派大股骑兵和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为出色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时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3]
7月31日， 蒋介石约见张伯苓，颇为悲壮地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4]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了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摧毁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技于平津,此三校为中坚。”[5] 因而,日本方面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变前就对平津等地高校作为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彻底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的教育、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事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及胡适、傅期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为之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