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左联的接触中，她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共同的志向，使两人越走越近，并产生了感情。 1934年，苏灵扬与周扬结合。在周扬的影响下，苏灵扬从一个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正式投身于革命工作。 1935年 5月，她加入左联，为光华大学左联小组成员。同年底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她在左联中担任了宣传部干事，从而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爱慕苏灵扬，有好几个别名的周起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扬。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对苏区红军的军事围剿，加紧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影无处不在。 1935年春，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 1933年至 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我党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苏灵扬一直陪伴在周扬身边，成为周扬最得力的助手。
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苏灵扬与周扬不得不经常搬家，有时就在楼梯下面堆放杂物的地方栖身。当时，两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生活十分困难，挨饿是常有的事。每到断炊的时候，不得不向人借钱买粮，聊补无米之炊。好在周扬能搞翻译，就熬夜突击翻译点稿子，挣一点稿费，以此来维持生计。他除了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而苏灵扬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时需要装扮成富家太太的样子，言行举止还要像演戏一样进入角色，这对一向朴实无华的苏灵扬来说，实在不容易。一次，在沪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一个电车站邂逅了这对夫妇。她目睹他们的窘迫，了解了他们的困难，于是倾囊相助，虽然数目不大，但对周扬夫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此，她和周扬一直心怀感激之情，多次在家人和同志面前提及，表示没齿不忘。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时，需要 20块钱的住院费。为此，周扬跑了好几家均未如愿，最后在郑振铎那里才借到了。
1937年 9月，周扬与苏灵扬携带女儿周密到达延安。周扬先在教育厅任厅长，后任鲁迅艺术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苏灵扬也在鲁艺担任女生指导员。在此期间，周扬曾托人给吴淑媛带过他自己的译著《安娜 ·卡列尼娜》，并带给一件紫红色呢外套给大儿子。大概周继芳就是从来人口中得知周扬在教育厅任厅长，因此，她在 1940年写给周扬的这封信，是寄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其时，周扬早已到鲁艺任职了。
1949年，周扬的三个儿子得以在北京见到父亲，在与周扬和苏灵扬的家庭生活一段时间后，各自走上工作岗位。
(徐庆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