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昌：
是。我们成立董事会时，我第一个先跟董事们说，我们挑的是最困难的题目，因为找回、重建乡镇文化，并且让人家看得见是需要五年、十年的功夫，所以，当时我就请董事们用十年做单位来衡量团队的贡献，而我们基金会做什么事情也都用十年做单位，因为这些事情不容易看到功效，这也是为什么政治人物不会去碰这些事，因为这不像放烟火一样，立刻看得到。
当时我们的董事有蒋勋、殷允芃等人，大家都在脑力激荡，我们想到很多很伟大的名字，后来我就想，既然我们是要让台湾好被看得见，那我们为什么不叫台湾好基金会，但那时大家都跟我讲不可能，这种名字一定已经被人家用掉，我说：“不会吧？我们就还是查查看！”所以，后来我们请会计师去查明，发觉“台湾好基金会”真的没有人用过，那一刻我真的呆了，真的命定要以余生为“台湾好”努力。
陈文茜：
我看到有一段访问柯文昌董事长的谈话，这个话很特别，因为柯文昌董事长他从很年轻时，就是一位很成功的青年总裁、企业家，当然他也跟着企业家朋友，在全世界很多的Villa、豪华地方度假，但是，在池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清晨你在台东池上的民宿醒来，四周是美丽的稻田，随机停下与路旁农妇聊天，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住过世界各地最豪华的度假胜地，不曾感受这种与生命结合的幸福感！”
林怀民老师，有一次我访问柯文昌董事长时，他跟我说：“如果他是法国人，他也可以在普罗旺斯，如果他是西西里岛人，他也可以在西西里岛里找到这种幸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不管你的故乡是什么样子，故乡永远会给你最大的力量。”所以他说：“他住进了全世界最好的度假胜地，没有一个比得上池上的民宿！”你也去了池上表演，你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剧院里都表演过，云门四十周年时，你选择在池上的稻田中演出，你的感觉是什么？
林怀民：
就是被池上迷住了嘛！它有很大的魅力，你一到那边就缴械了，希望在这个美丽上再多添一分。在做这些让台湾好的事情里，你花了力气，观众开心了，幸福就在那一点，在那个刹那里。当你做出什么事情，大家都会有回响时，就觉得非常开心。
我们住在台湾，常常觉得这里不好。可是我有好几个外国朋友，包括艺术总监、歌剧院老板，他们到台湾来简直疯掉，不肯走。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台湾这么好？”他说：“我要回欧洲去了，欧洲没有不好，可是下了飞机以后，你就知道你进了一个收藏很多古典东西的美术馆，里面东西都非常地美，非常地平和，但谁都不许动！”他说台湾人很漂亮，大家有知识，而且英文到一个程度，最重要的是态度非常开放。人好，也许是民族性的问题，但是整个环境让大家可以这么轻松。他说他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瑞士，晚上走在街上可以不必惊心动魄，而且还可以示威、静坐，有问题时可以设法解决。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自由、空间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一句话我听了非常地感动，因为我想我们的成长过程不一样，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缺憾，可是在成长的过程里，戒严解严是一个“槛”。1987年台湾解严了，同年新港文教基金会成立，那是台湾第一个乡镇地区草根级的文教基金会。1987年6月云门到新港第一场表演之后，他们说：“我们不能常常有这样的东西吗？”过了不久，基金会成立了，席慕蓉的画展出了。从1987年到现在为止，这个基金会仍然在运转，他们也募款，大家的小钱进来，有图书馆，有环保活动，有卡拉OK比赛。本来卡拉OK比赛是在庙前，现在已经到每一个村子去比赛，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找到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性，不是等着政府来做。我不是不会灰心的，可是看到新港的朋友还在努力做事情就不能不振作。一群人不为私利，不为钱，不为政治地位，长期一起工作，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想那个力量来自爱自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