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



一、去保定参观“大跃进”

1.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理论: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意思是说,在这个时期,只可能发生右的错误,根本不可能发生左的错误。因此党的政策也特别强调防右、反右。土地改革强调反右,镇压反革命强调反右,三反、五反强调反右,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强调反右。刘少奇、邓子恢要求稳步地发展互助组、合作社,受到了“小脚女人”的嘲笑和批判。周恩来、陈云在建设问题上的反冒进,也受到了“离右派只剩50米了”的指责。说右是泄气,只有左一点,才是鼓气。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在10多年的时间里,烧成了燎原大火,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以劣势的兵力,战胜了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十分强大的蒋介石的800万军队,1949年以后,用了两年的时间,恢复了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又以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的意气风发,是如何的自信。这时候,他会感到,在这世界上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此后渐渐滋长了唯心主义,他开始迷信自己,以为自己不会做错事。他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要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他希望早些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他要快马加鞭,反对慢条斯理。他把那些按正常步子走路的人都视为右倾。因此,他不断地批判他的同事们右倾,他提出要“大跃进”。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人民日报》在2月2日社论中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2.参观“大跃进”

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全国都闻风而动。当时的“大跃进”,不少地方是从搞水利工程开始的,我当时看到的就是水利工程的“大跃进”。1958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指示,要一些教师受一次“大跃进”的教育,要我们教政治课的教师和其他一些教师,前往河北保定地区参观“大跃进”。领队的是党委的一位领导同志,他是高我一个年级的同学,同我比较熟,他要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同他一起前往。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很穷,没有多少像样的汽车,我们乘坐大卡车前往保定。一路风尘仆仆,到了保定,就住在宾馆里。

晚上,可能是保定地委招待我们看了河北梆子;第二天前往工地参观“大跃进”。第一站参观满城,满城在保定之西。在工地上,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只看见人山人海,拿镐头的,拿铁锨的,推车子的,挖土方的,挑担子的,他们喊着劳动号子,呼着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场面极其热烈。经介绍说这是在修建水库。我们不懂水利工程,也不了解此处的地形地貌,无从判断他们所修建的水利工程的是与非。上级让我们来参观,其目的也并非让我们来研究、评判这里水利工程的是与非,而是让我们来参观这里轰轰烈烈的场面,是让我们来参观广大群众的干劲的。在那个年代是只讲干劲,不讲科学,只讲政治影响,不讲经济效益,只要表面上轰轰烈烈,就会受到称赞。就是失败了,也无所谓,就是有亿万经济上的损失,也无所谓。上级会说:群众运动嘛,总是要交学费的,虽然失败了,也取得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站是高阳,在高阳所看到的一切,与在满城看到的没有多大的区别。根据我们那个时候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我们的确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领导要我们向工农兵学习,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干劲。在不久以后,我被派往农村劳动锻炼,我几乎是卖命地劳动,卖命地工作,那个干劲就是从这次参观中吸取的力量。高阳距河间不远,在昏黑的夜里,我们又去了河间。在河间的工地上,我们看到农民们挑灯夜战,欢呼之声震天动地,特别是一位地委书记前来鼓动,他向农民们勾画了河间无限美好的前景,农民们更是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听了地委书记的讲话,也十分感动,似乎觉得共产主义社会真的到了眼前了。

一天的参观结束,已经是晚上8点,我们的住宿地是保定,离河间有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的车要走回头路。12月的夜晚,天气是相当寒冷的,我穿的衣服不多,特别是没有穿棉鞋,坐在没有任何挡风设备的卡车上,迎风前进,真是寒风刺骨,两只脚冻得像刀子割的一样,我冻得真的要倒下去了。我度时如年,嘴里不停地数着1、2、3、4、5……看看什么时候能数到10000数,相当于10000秒。将近三个小时,到了夜里12时,我们总算回到了保定的宾馆。第二天,我们回到学校。

这一次的参观所看到的一切,所受到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劳动和工作。

二、门头沟劳动锻炼

《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8年1月3日,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关于下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定》,1月6日,我校首批下放干部300多名启程去京西矿区。”我就是在这一天前往京西矿区的。京西矿区辖有多大面积,现在我也说不清,北大的下放干部只被分配在东斋堂、西斋堂、上清水、下清水、田寺、白虎头、马栏、火村、高铺等几个村子。我被分配到下清水。被分配到下清水的人约有30人左右,由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师、校部若干职工等构成。在这里组成一个工作组,负责对30多人的管理。工作组的组长是萧超然,我和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卞立强是工作组的成员。

1.下清水这个村

京西矿区是山区,是产煤的地方。一些村子,多是山村,人口不多。我们所在的下清水,就是一个小山村,约有四五十户人家。他们都很穷,主要以农业为生。他们的土地多在山坡上,是梯田,土地非常贫瘠,只能种玉米和小米。他们的土地离村子近的有四五里远,远的有十来里远,上工、下工都要走很长的时间。在农忙季节,农民们都是带饭上山,午饭在山上吃。他们的饭,非常简单,用一个饭盒装上一盒小米干饭,再带上几块咸菜疙瘩。小米干饭就像沙子一样,如果不用水冲着吃,非常难以下咽。小米干饭在这里是最好的饭,只有农忙季节才能吃到,在非农忙季节,他们是舍不得吃的,而是只吃玉米粥,而且是很稀的粥。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吃的是纯净的粥,家境差一点的人家,粥里要放很多的杏树叶子。大米白面对他们来说是高级食品,一年能吃上几次,都是很难得的;玉米面窝窝头,对他们来说也是稀有之物。总之,这是一个很穷的村子。

2.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在下乡的时候,领导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员,需要培养自己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就要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特殊。我们下放的教师,都很听党的话,严格按照领导的嘱咐,与农民实行“三同”。我和几个教师就同一个老爷子住在一个炕上。这个老爷子快80岁了,一辈子做农活,吃过很多苦,虽然80来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穿的,可他每天都笑呵呵的,无忧无愁,他也并不讲卫生,甚至身上还生了虱子,可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人多,没有办法同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们就自己做饭吃,但我们的伙食标准,要向农民看齐,不能提高标准,农民吃玉米粥,我们也吃玉米粥,农民吃咸菜疙瘩,我们也吃咸菜疙瘩。在整整一年的劳动锻炼中,我们都恪守“三同”原则,谁也没有从北京城里带回一点好吃的东西。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根本说不上营养。我的肚子经常吃得胀满,甚至胀得把吃下的东西无可奈何地吐出来,但仍然时时有饥饿之感。

我们和农民同劳动。这个村子有四个生产队,我们30多个人也被分配到四个生产队中去,我被分在第二生产队。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正是1958年元月的隆冬天气,这时没有农活。北京市委想要利用农闲,在京西矿区修一条直通北京市的公路。我们的上、下清水村是在山坡上,在村子的下面是一条小河,河水很小,河底是大小不一的石块,这条小河一直通到什么地方,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河水虽小,但河滩却相当宽,河滩里全是乱石和泥沙,在隆冬的天气里,这些乱石和泥沙在雨雪之后,都凝结在一块,可以说固若钢铁。要修公路,需要就地取材。所谓就地取材,就是要用河滩里的沙石和泥土垒路基。要在这里修公路,需要修很高的路基,需要很多的泥沙和石块,要利用这里的泥沙和石块,就要同河滩里的坚如钢铁般的大小石块战斗拼搏。那是一个只讲干劲、不讲科学的年代,也可以说是全社会都十分愚昧的时代,不但老百姓愚昧,各级领导人也都愚昧。这条公路,如果是在春、夏、秋季动工,工作效率会十倍、百倍提高,而那时的领导却偏偏要在这时期动工。领导愚昧,我们也愚昧,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欢天喜地地去劳动。

老百姓和下放干部一起下到河滩里挖沙石泥土。我们拿起铁镐向沙石泥土开战,一镐下去,地上出现一个白点,再一镐下去,又出现一个白点,往往几十镐下去,才能挖动一小块土方和石方。我的手上起了血泡,其他的人手上也起了血泡,但是功效甚微。门头沟区的区长在大喇叭里号召大家要“夜战180天”。那时候,我们在零下20度的严寒气候下,常常夜战到12点钟。那是十分艰苦的劳动,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对执行党和政府的命令不打折扣,社会上常常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说三道四,评头品足,说知识分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纯属一种偏见。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开始了农忙。在农忙季节,我们开始参加农业劳动。这里的一切劳动都很原始,劳动工具也十分落后。农业上的劳动,第一项工作是给庄稼施肥。在平原上,是用车把肥料运送到田间,然后再把肥料撒向田里。在有些山区是用牲口把肥料驮到田里去。这里则不同,是靠人用背篓把肥料一篓一篓地送到田里去。这里的农民,人人都有一个背篓,背篓是这里很重要的劳动工具。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都各自购置一个。我们用这个背篓,背粮食,背杏子,背粪土。在这些劳动中,背粪土是重要的一项。这里的田都在半山坡上,距离村子有三四里路之遥,背上100多斤粪土送到三四里之外的田里,是一种十分艰苦的劳动,这种劳动,一天要送十来次,要走上百里路程。当时,我30多岁,体力好,我的劳动可以和农民媲美,受到农民的称赞,他们称我为“大力士”。再一项劳动是平整土地,在播种以前,先要把土地平整一下,把大的坷垃捣碎,把石子拣出来,这种劳动并不很重,但劳动的时间很长。我们一般早上6点就起床,吃过早饭,7点就到田里去,到田里去需要爬山爬坡,要走50分钟,甚至要走1个小时。8点钟就开始田间劳动。我们的生产队长姓李,名字我忘记了。他大概有40来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他带领我们平整土地,自己不肯休息,也不说让我们休息,我们也不好意思休息,一直跟着他干。从早上8点钟起,除了中午用半小时吃饭外,一直都在干活,一直干到晚上8点钟,一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真是够累人的。这位李队长是长年累月劳动的人,能吃苦耐劳,而我们这些很少参加劳动的人,真是有点吃不消,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时间锻炼了我们,我们很多人成了称职的劳动者。

在农业劳动中,还有一种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那就是锄小苗。种子播下后不久,长出了小苗,和小苗一起长出的还有小草,苗需要保护,草则要拔掉,因此,拔草就是一项劳动任务。另外,播种时,种子下得多,长出的小苗也多,小苗太多,影响成长,因此多出的小苗也要剔除,拔草剔苗是农业上一项重要工作。小草小苗都很低,不能站着劳动,需要蹲在田里劳作。蹲在地上劳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动,时间一久,就十分难受,没办法,就跪下来劳作,工作一天,腰酸腿疼,以至夜不成眠。我们咬一咬牙,也挺过来了。

农业劳动之外,还有林业劳动。这里满山遍野都是杏树,杏是农民的一笔收入,因为杏都长在高山上,要收杏子,就需要爬山。杏子成熟的时候,正是雨季,几乎是天天下雨。上山的时候,背的是空篓子,山虽然高些,攀登还不十分困难,关键是雨季,天下着大雨,又背一个装满杏子、近百斤的篓子往下爬,十分危险,一不小心,轻者会来一个嘴啃泥,重者会粉身碎骨。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我的体质是比较好的,力气也是比较大的,虽非“红五类”

红五类,“文革”时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称为“红五类”,被认为是天然革命的。实际上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出身的有很多人的家庭本来是地主、富农,因为他们参加了革命军队或革命工作,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就不填写本来的家庭成分,而改填为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

,但也可以同“红五类”比美,我曾多次在大雨里,背着百斤杏子,极其小心地、十分缓慢地从高山上走下来,步行三四里路,回到村子里,虽然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但没有摔倒过一次,为此农民多次表扬我,说我劳动好。

3.我们的思想改造

我们下乡劳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改造?按照当时的说法,要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而知识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所以要改造;当时提出实现共产主义,要兴无灭资,即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而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所以要改造;当时提倡大公无私,据说知识分子是最自私的,所以要思想改造;据说工人、农民思想是最干净、最无私的,知识分子下乡来就是要向他们学习。

自从走进北京大学以来,我在书本上看到的,在各级首长的报告里听到的,在各种学习会上耳濡目染的,全是这样的内容,久而久之,也就相信了这一套理论。我们在乡下搞的思想改造是认真的。我们的思想改造,第一,看劳动的表现如何?第二,看是否暴露思想,并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第三,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来说,看你是否和家庭划清了界线?第四,是否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第五,对“大跃进”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等等。

在劳动之余,还要定期开学习会。在学习会上,一是谈参加劳动以来的体会、收获。二是暴露思想,主要是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让别人批评。在学习会上都是要发言的,任何人都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如果不发言,别人就会这样或那样地猜疑你。在那个年代,从好的方面说,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敢于开展批评,好像不怕得罪人;从不好的方面说,那时候的批评都带有“左”的味道,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进行阶级分析。那时候,我的思想是偏左的。因为,我身体好、劳动好,这方面无可挑剔;我各方面都积极,教学有一定的水平,无可指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堪称积极分子;虽出身于剥削阶级,但自信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从旧社会过来的青年人,虽然有一些毛病,但对党没有什么隐瞒。我偏左,反映在开展批评上,的确不太讲情面,对人的要求过严,批评不讲究方式。有一位女同志,是位党员,对下来劳动锻炼有点抵触情绪,我就从党性的高度批评了她,使她念念不忘,在几十年以后,我们成了熟人,她看见我还说:“那时候,你可够左了。”我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左的印象。还有一位男同志,可能是他的身体不好,也可能是他过去没有参加过劳动,因此干劲不大,我没有在会上批评过他,而是在个人谈心时,向他提过意见,说他干劲不大。这次谈心,也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也曾说我那时候思想偏左。

还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教师,性情不开朗,平时少言寡语。这可能是他的性格原本就如此。他的家庭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就知道一件事,他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政治学习时,我曾经向他提过这样的意见,我说:“某某同志平时不爱说话,政治上不开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你的母亲被划为右派,影响了你的情绪呢?你是你,你母亲是你母亲,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包袱。”我在发言时,态度比较平和,语调也和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发言深深地刺痛了他。据说在“文革”时期,他也受到了冲击,他向他的上级单位交代思想说:“在58年下放时,陈哲夫的发言刺痛了我,当时,我真想用刀子捅他。”“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这话传到了我的耳中,使我感到震惊。我想自己当时的发言是温和的,为什么竟会那样刺痛他?后来我想通了,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社会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在此以前,我没有受过什么打击,而且很快就入了党,在一切工作中都是积极分子,受到领导的信任,似乎只批评过别人,没有受过别人的批评。而这位同志的母亲才刚刚划为右派,右派这顶帽子是异常沉重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右派”的儿子,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什么沉默寡言?是性格原就是如此,还是别有原因?我并不了解,我说出的那些话并没有什么根据,还是套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公式来分析他的行为。如果我的分析说对了,就等于说你对你母亲被划为右派不满,所以才沉默寡言的,那是在他的创痛处又撒了一把盐,他自然会感到刺激。如果我的分析不对,他的性格原本如此,我的分析就是强加于人,而且是在别人最敏感的问题上强加于人,自然会引起他的反感。这虽然都是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发生的事,似乎情有可原,但个人也应该吸取教训,凡事都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古人荀况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

《荀子·荣辱》。

这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在下清水的工作中,我被分工管理右派。有一个右派,可能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劳动,他半担水也挑不起来。一担水大概有100斤,如果让我挑,我可以胜任有余,他只挑了半担,大概不到50斤,而走起路来,一摇三摆,样子十分难看,就像豫剧《朝阳沟》中银环刚下乡时挑担子那个样子。我看到他那样子,感到可笑,就不客气地说:“某某,看你那个样子!”他十分尴尬地说:“老陈同志,我过去没有挑过担子……”因为他是右派,当时是人下人,是弱势群体,我才这样嘲笑他,否则,我哪敢这样嘲笑他?我欺负了一个弱者,今天想起来,感到有点汗颜。这位同志是北大人,他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没有离开北大,我们还常常见面,他没有嫉恨我,我们见了面,他还很亲热地同我打照呼。可我心里却感到很惭愧,但事过境迁,也不便向他道歉了。

门头沟区有两个小学教师,一个年纪大一些,一个年轻一些,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们俩被错划成右派后,也被送到下清水来,门头沟区政府委托我们代为管理,他们俩也在我的管辖之下。那位年轻的比较听话,从不发牢骚,在当时被认为是认罪态度好,改造态度好,因此,没有人给过他什么难看,他的日子就好过一些。而那位年纪大的,对他自己被划为右派,很不服气,经常发牢骚、说怪话,不断有人把他的情况反映到工作组来,我分管右派,自然要由我来管一管。在当时的看法是,右派改造,首先是要认罪,如果不认罪,就说不上改造。当时,从上面传下的声音,右派的案不能翻。我对这个声音的理解是,别的案可以翻,而只有右派的案不能翻。因此,我们认为,对那位年纪大的右派必须给予批判斗争。由我出面对他组织了两次批判会。这位教师堪称为硬汉子,他对给予他的批判一句也不肯接受,他有时怒火中烧,像一只野兽,两只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叫人害怕,有时他又发出冷笑,似乎在讥笑批判者。对于他的这种强硬态度,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不过我们人多势众,对他呵斥一阵也就完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想起来,那位教师这样一种表现,可能他被划为右派是十分冤枉的,我觉得我很对不起那位教师。当时的所谓右派,也都是说了几句领导人不喜欢听的话,在民主国家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被看作是敌对分子。当我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感到十分悔恨。几年以前,《光明日报》曾经有过一次《永久的悔》的征文,我曾想就这件事写一篇《永久的悔》的小文章,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对那位教师表示歉意,后来因为事情的羁绊,文章没有写成。十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那位教师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否则,我要到他的家里向他道歉。

三、我们怎样“大跃进”?

我们是在最高领导的号召下,是在“大跃进”的号角鼓动下来到农村的。我们多数人都是抱着“大跃进”的胸怀来锻练的。来到农村以后,在河北满城、高阳、河间看到的热烈场面还在我脑子里回荡。不久,我们的上级领导到北京市委听报告,报告说中国的粮食产量来了个“大跃进”,今年可收获粮食一万亿斤,按照当时的人口,每人每年可得口粮1000多斤,同时还提出要在全国办公共食堂,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吃饭不要钱,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全国旅游、出差、行路,可以走到那里,吃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必向谁付钱。听到这些消息,我们都十分激动,共产主义社会真是到了眼前了,我们都意气风发,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怎么大干呢?大家都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确定在这个小山村搞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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