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理论：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意思是说，在这个时期，只可能发生右的错误，根本不可能发生左的错误。因此党的政策也特别强调防右、反右。土地改革强调反右，镇压反革命强调反右，三反、五反强调反右，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强调反右。刘少奇、邓子恢要求稳步地发展互助组、合作社，受到了“小脚女人”的嘲笑和批判。周恩来、陈云在建设问题上的反冒进，也受到了“离右派只剩50米了”的指责。说右是泄气，只有左一点，才是鼓气。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在10多年的时间里，烧成了燎原大火，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以劣势的兵力，战胜了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十分强大的蒋介石的800万军队，1949年以后，用了两年的时间，恢复了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又以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的意气风发，是如何的自信。这时候，他会感到，在这世界上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此后渐渐滋长了唯心主义，他开始迷信自己，以为自己不会做错事。他认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要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他希望早些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他要快马加鞭，反对慢条斯理。他把那些按正常步子走路的人都视为右倾。因此，他不断地批判他的同事们右倾，他提出要“大跃进”。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人民日报》在2月2日社论中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全国都闻风而动。当时的“大跃进”，不少地方是从搞水利工程开始的，我当时看到的就是水利工程的“大跃进”。1958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指示，要一些教师受一次“大跃进”的教育，要我们教政治课的教师和其他一些教师，前往河北保定地区参观“大跃进”。领队的是党委的一位领导同志，他是高我一个年级的同学，同我比较熟，他要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同他一起前往。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很穷，没有多少像样的汽车，我们乘坐大卡车前往保定。一路风尘仆仆，到了保定，就住在宾馆里。
晚上，可能是保定地委招待我们看了河北梆子；第二天前往工地参观“大跃进”。第一站参观满城，满城在保定之西。在工地上，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只看见人山人海，拿镐头的，拿铁锨的，推车子的，挖土方的，挑担子的，他们喊着劳动号子，呼着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场面极其热烈。经介绍说这是在修建水库。我们不懂水利工程，也不了解此处的地形地貌，无从判断他们所修建的水利工程的是与非。上级让我们来参观，其目的也并非让我们来研究、评判这里水利工程的是与非，而是让我们来参观这里轰轰烈烈的场面，是让我们来参观广大群众的干劲的。在那个年代是只讲干劲，不讲科学，只讲政治影响，不讲经济效益，只要表面上轰轰烈烈，就会受到称赞。就是失败了，也无所谓，就是有亿万经济上的损失，也无所谓。上级会说：群众运动嘛，总是要交学费的，虽然失败了，也取得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站是高阳，在高阳所看到的一切，与在满城看到的没有多大的区别。根据我们那个时候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我们的确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领导要我们向工农兵学习，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干劲。在不久以后，我被派往农村劳动锻炼，我几乎是卖命地劳动，卖命地工作，那个干劲就是从这次参观中吸取的力量。高阳距河间不远，在昏黑的夜里，我们又去了河间。在河间的工地上，我们看到农民们挑灯夜战，欢呼之声震天动地，特别是一位地委书记前来鼓动，他向农民们勾画了河间无限美好的前景，农民们更是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听了地委书记的讲话，也十分感动，似乎觉得共产主义社会真的到了眼前了。
一天的参观结束，已经是晚上8点，我们的住宿地是保定，离河间有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的车要走回头路。12月的夜晚，天气是相当寒冷的，我穿的衣服不多，特别是没有穿棉鞋，坐在没有任何挡风设备的卡车上，迎风前进，真是寒风刺骨，两只脚冻得像刀子割的一样，我冻得真的要倒下去了。我度时如年，嘴里不停地数着1、2、3、4、5……看看什么时候能数到10000数，相当于10000秒。将近三个小时，到了夜里12时，我们总算回到了保定的宾馆。第二天，我们回到学校。
这一次的参观所看到的一切，所受到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劳动和工作。
《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8年1月3日，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关于下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定》，1月6日，我校首批下放干部300多名启程去京西矿区。”我就是在这一天前往京西矿区的。京西矿区辖有多大面积，现在我也说不清，北大的下放干部只被分配在东斋堂、西斋堂、上清水、下清水、田寺、白虎头、马栏、火村、高铺等几个村子。我被分配到下清水。被分配到下清水的人约有30人左右，由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师、校部若干职工等构成。在这里组成一个工作组，负责对30多人的管理。工作组的组长是萧超然，我和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卞立强是工作组的成员。
京西矿区是山区，是产煤的地方。一些村子，多是山村，人口不多。我们所在的下清水，就是一个小山村，约有四五十户人家。他们都很穷，主要以农业为生。他们的土地多在山坡上，是梯田，土地非常贫瘠，只能种玉米和小米。他们的土地离村子近的有四五里远，远的有十来里远，上工、下工都要走很长的时间。在农忙季节，农民们都是带饭上山，午饭在山上吃。他们的饭，非常简单，用一个饭盒装上一盒小米干饭，再带上几块咸菜疙瘩。小米干饭就像沙子一样，如果不用水冲着吃，非常难以下咽。小米干饭在这里是最好的饭，只有农忙季节才能吃到，在非农忙季节，他们是舍不得吃的，而是只吃玉米粥，而且是很稀的粥。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吃的是纯净的粥，家境差一点的人家，粥里要放很多的杏树叶子。大米白面对他们来说是高级食品，一年能吃上几次，都是很难得的；玉米面窝窝头，对他们来说也是稀有之物。总之，这是一个很穷的村子。
我们在下乡的时候，领导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员，需要培养自己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就要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特殊。我们下放的教师，都很听党的话，严格按照领导的嘱咐，与农民实行“三同”。我和几个教师就同一个老爷子住在一个炕上。这个老爷子快80岁了，一辈子做农活，吃过很多苦，虽然80来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穿的，可他每天都笑呵呵的，无忧无愁，他也并不讲卫生，甚至身上还生了虱子，可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在乎。我们人多，没有办法同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们就自己做饭吃，但我们的伙食标准，要向农民看齐，不能提高标准，农民吃玉米粥，我们也吃玉米粥，农民吃咸菜疙瘩，我们也吃咸菜疙瘩。在整整一年的劳动锻炼中，我们都恪守“三同”原则，谁也没有从北京城里带回一点好吃的东西。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根本说不上营养。我的肚子经常吃得胀满，甚至胀得把吃下的东西无可奈何地吐出来，但仍然时时有饥饿之感。
我们和农民同劳动。这个村子有四个生产队，我们30多个人也被分配到四个生产队中去，我被分在第二生产队。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正是1958年元月的隆冬天气，这时没有农活。北京市委想要利用农闲，在京西矿区修一条直通北京市的公路。我们的上、下清水村是在山坡上，在村子的下面是一条小河，河水很小，河底是大小不一的石块，这条小河一直通到什么地方，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河水虽小，但河滩却相当宽，河滩里全是乱石和泥沙，在隆冬的天气里，这些乱石和泥沙在雨雪之后，都凝结在一块，可以说固若钢铁。要修公路，需要就地取材。所谓就地取材，就是要用河滩里的沙石和泥土垒路基。要在这里修公路，需要修很高的路基，需要很多的泥沙和石块，要利用这里的泥沙和石块，就要同河滩里的坚如钢铁般的大小石块战斗拼搏。那是一个只讲干劲、不讲科学的年代，也可以说是全社会都十分愚昧的时代，不但老百姓愚昧，各级领导人也都愚昧。这条公路，如果是在春、夏、秋季动工，工作效率会十倍、百倍提高，而那时的领导却偏偏要在这时期动工。领导愚昧，我们也愚昧，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欢天喜地地去劳动。
老百姓和下放干部一起下到河滩里挖沙石泥土。我们拿起铁镐向沙石泥土开战，一镐下去，地上出现一个白点，再一镐下去，又出现一个白点，往往几十镐下去，才能挖动一小块土方和石方。我的手上起了血泡，其他的人手上也起了血泡，但是功效甚微。门头沟区的区长在大喇叭里号召大家要“夜战180天”。那时候，我们在零下20度的严寒气候下，常常夜战到12点钟。那是十分艰苦的劳动，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对执行党和政府的命令不打折扣，社会上常常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说三道四，评头品足，说知识分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纯属一种偏见。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开始了农忙。在农忙季节，我们开始参加农业劳动。这里的一切劳动都很原始，劳动工具也十分落后。农业上的劳动，第一项工作是给庄稼施肥。在平原上，是用车把肥料运送到田间，然后再把肥料撒向田里。在有些山区是用牲口把肥料驮到田里去。这里则不同，是靠人用背篓把肥料一篓一篓地送到田里去。这里的农民，人人都有一个背篓，背篓是这里很重要的劳动工具。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都各自购置一个。我们用这个背篓，背粮食，背杏子，背粪土。在这些劳动中，背粪土是重要的一项。这里的田都在半山坡上，距离村子有三四里路之遥，背上100多斤粪土送到三四里之外的田里，是一种十分艰苦的劳动，这种劳动，一天要送十来次，要走上百里路程。当时，我30多岁，体力好，我的劳动可以和农民媲美，受到农民的称赞，他们称我为“大力士”。再一项劳动是平整土地，在播种以前，先要把土地平整一下，把大的坷垃捣碎，把石子拣出来，这种劳动并不很重，但劳动的时间很长。我们一般早上6点就起床，吃过早饭，7点就到田里去，到田里去需要爬山爬坡，要走50分钟，甚至要走1个小时。8点钟就开始田间劳动。我们的生产队长姓李，名字我忘记了。他大概有40来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他带领我们平整土地，自己不肯休息，也不说让我们休息，我们也不好意思休息，一直跟着他干。从早上8点钟起，除了中午用半小时吃饭外，一直都在干活，一直干到晚上8点钟，一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真是够累人的。这位李队长是长年累月劳动的人，能吃苦耐劳，而我们这些很少参加劳动的人，真是有点吃不消，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时间锻炼了我们，我们很多人成了称职的劳动者。
在农业劳动中，还有一种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那就是锄小苗。种子播下后不久，长出了小苗，和小苗一起长出的还有小草，苗需要保护，草则要拔掉，因此，拔草就是一项劳动任务。另外，播种时，种子下得多，长出的小苗也多，小苗太多，影响成长，因此多出的小苗也要剔除，拔草剔苗是农业上一项重要工作。小草小苗都很低，不能站着劳动，需要蹲在田里劳作。蹲在地上劳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动，时间一久，就十分难受，没办法，就跪下来劳作，工作一天，腰酸腿疼，以至夜不成眠。我们咬一咬牙，也挺过来了。
农业劳动之外，还有林业劳动。这里满山遍野都是杏树，杏是农民的一笔收入，因为杏都长在高山上，要收杏子，就需要爬山。杏子成熟的时候，正是雨季，几乎是天天下雨。上山的时候，背的是空篓子，山虽然高些，攀登还不十分困难，关键是雨季，天下着大雨，又背一个装满杏子、近百斤的篓子往下爬，十分危险，一不小心，轻者会来一个嘴啃泥，重者会粉身碎骨。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我的体质是比较好的，力气也是比较大的，虽非“红五类”
红五类，“文革”时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称为“红五类”，被认为是天然革命的。实际上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出身的有很多人的家庭本来是地主、富农，因为他们参加了革命军队或革命工作，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就不填写本来的家庭成分，而改填为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
，但也可以同“红五类”比美，我曾多次在大雨里，背着百斤杏子，极其小心地、十分缓慢地从高山上走下来，步行三四里路，回到村子里，虽然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但没有摔倒过一次，为此农民多次表扬我，说我劳动好。
我们下乡劳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思想改造，为什么要改造？按照当时的说法，要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而知识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所以要改造；当时提出实现共产主义，要兴无灭资，即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而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所以要改造；当时提倡大公无私，据说知识分子是最自私的，所以要思想改造；据说工人、农民思想是最干净、最无私的，知识分子下乡来就是要向他们学习。
自从走进北京大学以来，我在书本上看到的，在各级首长的报告里听到的，在各种学习会上耳濡目染的，全是这样的内容，久而久之，也就相信了这一套理论。我们在乡下搞的思想改造是认真的。我们的思想改造，第一，看劳动的表现如何？第二，看是否暴露思想，并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第三，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来说，看你是否和家庭划清了界线？第四，是否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第五，对“大跃进”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等等。
在劳动之余，还要定期开学习会。在学习会上，一是谈参加劳动以来的体会、收获。二是暴露思想，主要是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让别人批评。在学习会上都是要发言的，任何人都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如果不发言，别人就会这样或那样地猜疑你。在那个年代，从好的方面说，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敢于开展批评，好像不怕得罪人；从不好的方面说，那时候的批评都带有“左”的味道，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进行阶级分析。那时候，我的思想是偏左的。因为，我身体好、劳动好，这方面无可挑剔；我各方面都积极，教学有一定的水平，无可指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堪称积极分子；虽出身于剥削阶级，但自信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从旧社会过来的青年人，虽然有一些毛病，但对党没有什么隐瞒。我偏左，反映在开展批评上，的确不太讲情面，对人的要求过严，批评不讲究方式。有一位女同志，是位党员，对下来劳动锻炼有点抵触情绪，我就从党性的高度批评了她，使她念念不忘，在几十年以后，我们成了熟人，她看见我还说：“那时候，你可够左了。”我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左的印象。还有一位男同志，可能是他的身体不好，也可能是他过去没有参加过劳动，因此干劲不大，我没有在会上批评过他，而是在个人谈心时，向他提过意见，说他干劲不大。这次谈心，也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也曾说我那时候思想偏左。
还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教师，性情不开朗，平时少言寡语。这可能是他的性格原本就如此。他的家庭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就知道一件事，他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政治学习时，我曾经向他提过这样的意见，我说：“某某同志平时不爱说话，政治上不开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你的母亲被划为右派，影响了你的情绪呢？你是你，你母亲是你母亲，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包袱。”我在发言时，态度比较平和，语调也和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发言深深地刺痛了他。据说在“文革”时期，他也受到了冲击，他向他的上级单位交代思想说：“在58年下放时，陈哲夫的发言刺痛了我，当时，我真想用刀子捅他。”“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这话传到了我的耳中，使我感到震惊。我想自己当时的发言是温和的，为什么竟会那样刺痛他？后来我想通了，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社会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在此以前，我没有受过什么打击，而且很快就入了党，在一切工作中都是积极分子，受到领导的信任，似乎只批评过别人，没有受过别人的批评。而这位同志的母亲才刚刚划为右派，右派这顶帽子是异常沉重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右派”的儿子，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什么沉默寡言？是性格原就是如此，还是别有原因？我并不了解，我说出的那些话并没有什么根据，还是套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公式来分析他的行为。如果我的分析说对了，就等于说你对你母亲被划为右派不满，所以才沉默寡言的，那是在他的创痛处又撒了一把盐，他自然会感到刺激。如果我的分析不对，他的性格原本如此，我的分析就是强加于人，而且是在别人最敏感的问题上强加于人，自然会引起他的反感。这虽然都是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发生的事，似乎情有可原，但个人也应该吸取教训，凡事都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古人荀况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
《荀子·荣辱》。
这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在下清水的工作中，我被分工管理右派。有一个右派，可能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劳动，他半担水也挑不起来。一担水大概有100斤，如果让我挑，我可以胜任有余，他只挑了半担，大概不到50斤，而走起路来，一摇三摆，样子十分难看，就像豫剧《朝阳沟》中银环刚下乡时挑担子那个样子。我看到他那样子，感到可笑，就不客气地说：“某某，看你那个样子！”他十分尴尬地说：“老陈同志，我过去没有挑过担子……”因为他是右派，当时是人下人，是弱势群体，我才这样嘲笑他，否则，我哪敢这样嘲笑他？我欺负了一个弱者，今天想起来，感到有点汗颜。这位同志是北大人，他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没有离开北大，我们还常常见面，他没有嫉恨我，我们见了面，他还很亲热地同我打照呼。可我心里却感到很惭愧，但事过境迁，也不便向他道歉了。
门头沟区有两个小学教师，一个年纪大一些，一个年轻一些，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们俩被错划成右派后，也被送到下清水来，门头沟区政府委托我们代为管理，他们俩也在我的管辖之下。那位年轻的比较听话，从不发牢骚，在当时被认为是认罪态度好，改造态度好，因此，没有人给过他什么难看，他的日子就好过一些。而那位年纪大的，对他自己被划为右派，很不服气，经常发牢骚、说怪话，不断有人把他的情况反映到工作组来，我分管右派，自然要由我来管一管。在当时的看法是，右派改造，首先是要认罪，如果不认罪，就说不上改造。当时，从上面传下的声音，右派的案不能翻。我对这个声音的理解是，别的案可以翻，而只有右派的案不能翻。因此，我们认为，对那位年纪大的右派必须给予批判斗争。由我出面对他组织了两次批判会。这位教师堪称为硬汉子，他对给予他的批判一句也不肯接受，他有时怒火中烧，像一只野兽，两只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叫人害怕，有时他又发出冷笑，似乎在讥笑批判者。对于他的这种强硬态度，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不过我们人多势众，对他呵斥一阵也就完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想起来，那位教师这样一种表现，可能他被划为右派是十分冤枉的，我觉得我很对不起那位教师。当时的所谓右派，也都是说了几句领导人不喜欢听的话，在民主国家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被看作是敌对分子。当我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感到十分悔恨。几年以前，《光明日报》曾经有过一次《永久的悔》的征文，我曾想就这件事写一篇《永久的悔》的小文章，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对那位教师表示歉意，后来因为事情的羁绊，文章没有写成。十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那位教师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否则，我要到他的家里向他道歉。
我们是在最高领导的号召下，是在“大跃进”的号角鼓动下来到农村的。我们多数人都是抱着“大跃进”的胸怀来锻练的。来到农村以后，在河北满城、高阳、河间看到的热烈场面还在我脑子里回荡。不久，我们的上级领导到北京市委听报告，报告说中国的粮食产量来了个“大跃进”，今年可收获粮食一万亿斤，按照当时的人口，每人每年可得口粮1000多斤，同时还提出要在全国办公共食堂，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吃饭不要钱，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全国旅游、出差、行路，可以走到那里，吃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必向谁付钱。听到这些消息，我们都十分激动，共产主义社会真是到了眼前了，我们都意气风发，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怎么大干呢？大家都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确定在这个小山村搞电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