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生，在当时我是相当积极的。我的这个进步是真实的，不是做作出来的，我拥护党的各项政策，是自然而然的，是发自内心的，我并不想从中得到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可真是纯之又纯的。我的积极性和进步被领导看到了。我从江西参加土改回来后不久，学校就调我出来当政治理论课教师。当时我只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参加土改将近一年，参加抗美援朝宣传半年多，知识太贫乏了，要出来当教师，实在有点诚惶诚恐。组织上的信任也令我感激不尽。尽管诚惶诚恐，但内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非工农，也非工农子弟，也没有什么革命经历，当官自然是此路不通的，现在有机会在大学当一名教师，而且是北京大学的教师，也算是可以了。记得第一个月发了工资，为了表示高兴，我曾很慷慨地为尚未工作的几个要好的朋友各赠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从那时起，我参加工作以来，对工作一直是勤恳的。即使情绪有时不好，对工作也未懈怠过。另外，我对工作也从没有讨价还价的记录，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譬如，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向北大借调一个政治课教师，说借期一年，我所在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领导就派我去。我未加考虑就前去了。再如，当时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有教师十来个人，他们多数同教一门课，即《中国革命史》，他们集体备课，唯独派我去教从没有人开过的课。一门叫做《共同纲领》，是为华侨先修班开的；一门叫做《民族政策》，是为少数民族医预班开的。这两门课都没有教材，也没有人同我一起备课，我又是刚刚调出来的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没有讨价还价，而是愉快地答应下来了，并且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这个教研室的小集体里，我是年纪较大的一个，可论资格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再如，别的教师都曾到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进修过一年或两年，只有我一个人不曾有过进修的机会，我没有发过怨言。我比其他同志入党稍晚一点，虽曾被借调出去一年，但还是回到了原单位，未被抛弃掉，可能与我的听话、工作不讲价钱、工作能保证一定的质量有关。
我当了教师，负担也接着来了。土地改革，我家被定为地主成分。我的父亲于1950年病逝。家里还有一位50多岁的母亲，一个13岁的弟弟，一个妻子。他们分了10亩左右的旱地，自食其力，可以勉强度日。但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弟弟。他才13岁，还比较聪明，我非常喜欢他，在家时他就跟着我读书。如今，他虽然只有13岁，也需要像成人一样参加劳动，他没有时间读书了。同时我也知道，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女被称为“地主崽子”，是十分受歧视的，是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在《土地法》中虽然也规定了地、富子女属于人民，不受歧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地方甚至不允许地、富子女上学。因此，我十分担忧他的前途。弄得不好，他甚至娶不上老婆，在农村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我还是下决心把我弟弟从农村接出来。虽然，我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2元，32元的工资供两个人用是相当困难的，但我咬咬牙也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们几个住单身宿舍的年轻教师，在一个食堂吃饭，我的伙食质量是最差的。我弟弟在北京读了清华附中、师大附中，1959年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当了高级工程师。
我这一节里所说的教学生活，指的是从1952年以后到1960年以前的教学生活。1960年以前和1960年以后对我来说，教学态度是不一样的。在1960年以前，我在课堂上是努力贯彻上级的意图的，上级的精神就是我讲课的指南，我从不敢怀疑上级的正确性。我很少有自己的思想，对有些事情即使有怀疑，首先是怀疑自己不对。我这个人没有个人迷信的习惯。在那个年代，我很崇拜毛泽东，是出于对他的佩服，而不是出于对他的迷信。而在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我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热爱大为降低。
我自己单干，教了一年华侨先修班和少数民族医预班。第二年我也和大家一起教中国革命史，参加集体备课。当时教研室对上课管得很严，大家上课有共同的教案，每次课都得严格地按照教案授课，每小时讲多少都有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领导明确宣布，教案如同宪法，离开教案上课，如同违宪。每次上课如同裹小脚，生怕讲多了，又怕讲少了。如果这次课没有讲完教案规定的内容，心内就有负罪感。我很不习惯这种规定。在内容上，讲中国革命史，几乎是只讲毛泽东一人，只讲《毛泽东选集》，其他一概略过。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讲的都是毛泽东说的，这种讲法无疑助长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这种讲课，到1957年暑假以后就停止了。因为1957年6月以后，在全国、全学校开展反右派斗争，课程停止了。因为出现了右派，中央一些人把这种情况的出现归咎于政治课教师课讲得不好。康生在天安门召开的一次大会上，骂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劳动为无效劳动。那时全国各个学校都在研究政治课如何上法，提出了各色各样的方案。好像学生中出现思想问题都是因为政治课没有讲好，这实在太滑稽了，太冤枉政治理论课教师了。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上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许多人对新制度还不适应，我们的新制度的确还存在许多缺陷。人们对他们不适应的东西，对不合理的东西有所反应是很自然的。如果说靠政治教员讲课就能消除这一切，那不是太抬高他们的地位了吗？我看就是让100个中央委员下放当政治课教师，恐怕也不能阻止事件的发生。
我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20多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参加什么组织，因为我眼中的国民党是十分腐败的，国民党的党员都是自私的，我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从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大大地鼓舞了我，特别是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他们两人都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根红苗正的老革命，他们禁不住权力的腐蚀和物质财色的引诱，大量侵吞国家的财产。然而，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利益，竟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功劳，有多高的地位，对他们开了杀戒。这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公正，需要多么大的革命勇气。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公无私的胸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提出入党的申请是真诚的，没有夹杂什么个人考虑。党组织看到了我的进步，审查了我的要求，1952年下半年就准备发展我入党。后来由于我的年纪较大，经历的事情较多，历史较有些人复杂一些，需要审查清楚。一直拖到1954年1月，我才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我是新党员了，我感到光荣，也更积极。入党后半年，我就被借调到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去了。从大学调到中学，照一般的看法是降级了，但是当时我作为预备党员，凭着新党员的积极性，完全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没有讨价还价，而是愉快地服从了。在工农速成中学，我积极工作，胜利地完成任务，按期准时转为正式党员。
我入党以后，学习了党的章程，认为共产党员就应当为党积极工作，如果不积极工作，就是背离了党的原则。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也干了一件傻事，这件傻事直到现在还在噬啮着我的心。1954年，我们教研室来了一个老党员，1932年入党，行政八级，是高级干部，原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北大的。他来北大做我们的教研室主任。但是这位主任，只挂个名，从不抓教研室的工作，什么事都是由副主任管。对于我这样一个十分积极的新党员来说，很不理解这种现象。有人说这位老同志在文化部很不得意，他是带着消极情绪来北大的。他来北大想搞业务，想成名，他看不起教研室主任这个小官，等等。看到这些现象，听到这些说法，我很不以为然，就写了一封告状信，告这位老同志对工作不负责任。这件事实际上是小题大作。这封信被转到学校党委，校党委找他谈话，他对校党委书记发了脾气，从此以后矛盾越来越大。他的倒霉是从我这封信开始的，最后他被调出北京。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新党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幼稚。当我政治上日益成熟以后，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愧疚。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我就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像一台机器，打开按纽，便永无休止地工作，没有个人的喜怒哀乐。实际上，人就是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个人的喜怒哀乐，这种情绪需要通过思想工作来调整，使之沿着健康的路子前进，不应该用急风暴雨式的方法来处理。我是犯了“左派幼稚病”。
为了加速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受教育部的指示，1951年北京大学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入读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一般是小学文化程度。上级要求，要用三年的时间使他们达到高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毕业以后可以进入大学。这所中学校址就在沙滩原北京大学旧址。1954年，江隆基校长的夫人宋超同志任该校的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她向学校提出要借用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师，学校就派我到工农速成中学去。从大学到中学去，用世俗的眼光看是降级，当时我是一个预备党员，对这种调动我没有任何的思想波动，没有想过是否还会回到北大来，而是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到了工农速成中学，学校给我安排了五个班的教学任务。第一学期是开《中国革命史》课，这个课我在大学教过一遍，心里有点底，不怎么害怕，但是没有教材，需要我自己编教材。教材写好后，常常需要我自己刻蜡版油印出来。编教材、刻蜡版、备课、上讲台，真个是忙得不亦乐乎。第二学期，开《政治常识》课，其中包括《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概论》。这些课我没有教过，也没有现成的教材，需要我买一些参考书阅读、理解、消化，然后写出供学生用的教材。总之，我完成了学校交给我的任务。
在这所学校，我也有过不愉快。学校的教导主任，是高我两个年级的同系同学。他有些能力，业务也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同人们很少来往，完成工作之后，就躲进自己的屋里，有人说他是在埋头读书，也有人说他是怀才不遇，有情绪。我对他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在教学问题上我有些事要找他，敲了他的房门，他开了门，十分不高兴地对我大声呵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对他的这个态度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是不是看不起我？我一声不吭地拂袖而去。我憋了一肚子气，几天之后，党支部召开例行的组织生活会，我对这位教导主任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我有些情绪激动地说：“我是个新教员，你是教导主任，我是新党员，你是党支部委员，无论从那方面说，我有事找你，你都应该接待我，你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为什么用那样的态度对待我？你是不是看不起人？你有什么了不起？请你回答我。”我这一番话，使他感到我理直气壮，无言可对；也感到我这个人并非一个省油灯，若折腾下去，他会更被动。他一言不发，默认了我对他的批评。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