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接弟弟到北京来



一、当了教师以后

1.当了教师

作为一个学生,在当时我是相当积极的。我的这个进步是真实的,不是做作出来的,我拥护党的各项政策,是自然而然的,是发自内心的,我并不想从中得到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可真是纯之又纯的。我的积极性和进步被领导看到了。我从江西参加土改回来后不久,学校就调我出来当政治理论课教师。当时我只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参加土改将近一年,参加抗美援朝宣传半年多,知识太贫乏了,要出来当教师,实在有点诚惶诚恐。组织上的信任也令我感激不尽。尽管诚惶诚恐,但内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非工农,也非工农子弟,也没有什么革命经历,当官自然是此路不通的,现在有机会在大学当一名教师,而且是北京大学的教师,也算是可以了。记得第一个月发了工资,为了表示高兴,我曾很慷慨地为尚未工作的几个要好的朋友各赠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从那时起,我参加工作以来,对工作一直是勤恳的。即使情绪有时不好,对工作也未懈怠过。另外,我对工作也从没有讨价还价的记录,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譬如,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向北大借调一个政治课教师,说借期一年,我所在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领导就派我去。我未加考虑就前去了。再如,当时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有教师十来个人,他们多数同教一门课,即《中国革命史》,他们集体备课,唯独派我去教从没有人开过的课。一门叫做《共同纲领》,是为华侨先修班开的;一门叫做《民族政策》,是为少数民族医预班开的。这两门课都没有教材,也没有人同我一起备课,我又是刚刚调出来的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没有讨价还价,而是愉快地答应下来了,并且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这个教研室的小集体里,我是年纪较大的一个,可论资格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再如,别的教师都曾到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进修过一年或两年,只有我一个人不曾有过进修的机会,我没有发过怨言。我比其他同志入党稍晚一点,虽曾被借调出去一年,但还是回到了原单位,未被抛弃掉,可能与我的听话、工作不讲价钱、工作能保证一定的质量有关。

2.接弟弟到北京来

我当了教师,负担也接着来了。土地改革,我家被定为地主成分。我的父亲于1950年病逝。家里还有一位50多岁的母亲,一个13岁的弟弟,一个妻子。他们分了10亩左右的旱地,自食其力,可以勉强度日。但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弟弟。他才13岁,还比较聪明,我非常喜欢他,在家时他就跟着我读书。如今,他虽然只有13岁,也需要像成人一样参加劳动,他没有时间读书了。同时我也知道,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女被称为“地主崽子”,是十分受歧视的,是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在《土地法》中虽然也规定了地、富子女属于人民,不受歧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地方甚至不允许地、富子女上学。因此,我十分担忧他的前途。弄得不好,他甚至娶不上老婆,在农村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我还是下决心把我弟弟从农村接出来。虽然,我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2元,32元的工资供两个人用是相当困难的,但我咬咬牙也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们几个住单身宿舍的年轻教师,在一个食堂吃饭,我的伙食质量是最差的。我弟弟在北京读了清华附中、师大附中,1959年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当了高级工程师。

二、教学生活回眸

我这一节里所说的教学生活,指的是从1952年以后到1960年以前的教学生活。1960年以前和1960年以后对我来说,教学态度是不一样的。在1960年以前,我在课堂上是努力贯彻上级的意图的,上级的精神就是我讲课的指南,我从不敢怀疑上级的正确性。我很少有自己的思想,对有些事情即使有怀疑,首先是怀疑自己不对。我这个人没有个人迷信的习惯。在那个年代,我很崇拜毛泽东,是出于对他的佩服,而不是出于对他的迷信。而在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我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热爱大为降低。

我自己单干,教了一年华侨先修班和少数民族医预班。第二年我也和大家一起教中国革命史,参加集体备课。当时教研室对上课管得很严,大家上课有共同的教案,每次课都得严格地按照教案授课,每小时讲多少都有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领导明确宣布,教案如同宪法,离开教案上课,如同违宪。每次上课如同裹小脚,生怕讲多了,又怕讲少了。如果这次课没有讲完教案规定的内容,心内就有负罪感。我很不习惯这种规定。在内容上,讲中国革命史,几乎是只讲毛泽东一人,只讲《毛泽东选集》,其他一概略过。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讲的都是毛泽东说的,这种讲法无疑助长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这种讲课,到1957年暑假以后就停止了。因为1957年6月以后,在全国、全学校开展反右派斗争,课程停止了。因为出现了右派,中央一些人把这种情况的出现归咎于政治课教师课讲得不好。康生在天安门召开的一次大会上,骂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劳动为无效劳动。那时全国各个学校都在研究政治课如何上法,提出了各色各样的方案。好像学生中出现思想问题都是因为政治课没有讲好,这实在太滑稽了,太冤枉政治理论课教师了。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上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许多人对新制度还不适应,我们的新制度的确还存在许多缺陷。人们对他们不适应的东西,对不合理的东西有所反应是很自然的。如果说靠政治教员讲课就能消除这一切,那不是太抬高他们的地位了吗?我看就是让100个中央委员下放当政治课教师,恐怕也不能阻止事件的发生。

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20多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参加什么组织,因为我眼中的国民党是十分腐败的,国民党的党员都是自私的,我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从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大大地鼓舞了我,特别是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他们两人都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根红苗正的老革命,他们禁不住权力的腐蚀和物质财色的引诱,大量侵吞国家的财产。然而,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利益,竟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功劳,有多高的地位,对他们开了杀戒。这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公正,需要多么大的革命勇气。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公无私的胸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提出入党的申请是真诚的,没有夹杂什么个人考虑。党组织看到了我的进步,审查了我的要求,1952年下半年就准备发展我入党。后来由于我的年纪较大,经历的事情较多,历史较有些人复杂一些,需要审查清楚。一直拖到1954年1月,我才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我是新党员了,我感到光荣,也更积极。入党后半年,我就被借调到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去了。从大学调到中学,照一般的看法是降级了,但是当时我作为预备党员,凭着新党员的积极性,完全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没有讨价还价,而是愉快地服从了。在工农速成中学,我积极工作,胜利地完成任务,按期准时转为正式党员。

我入党以后,学习了党的章程,认为共产党员就应当为党积极工作,如果不积极工作,就是背离了党的原则。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也干了一件傻事,这件傻事直到现在还在噬啮着我的心。1954年,我们教研室来了一个老党员,1932年入党,行政八级,是高级干部,原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北大的。他来北大做我们的教研室主任。但是这位主任,只挂个名,从不抓教研室的工作,什么事都是由副主任管。对于我这样一个十分积极的新党员来说,很不理解这种现象。有人说这位老同志在文化部很不得意,他是带着消极情绪来北大的。他来北大想搞业务,想成名,他看不起教研室主任这个小官,等等。看到这些现象,听到这些说法,我很不以为然,就写了一封告状信,告这位老同志对工作不负责任。这件事实际上是小题大作。这封信被转到学校党委,校党委找他谈话,他对校党委书记发了脾气,从此以后矛盾越来越大。他的倒霉是从我这封信开始的,最后他被调出北京。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新党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幼稚。当我政治上日益成熟以后,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愧疚。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我就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像一台机器,打开按纽,便永无休止地工作,没有个人的喜怒哀乐。实际上,人就是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个人的喜怒哀乐,这种情绪需要通过思想工作来调整,使之沿着健康的路子前进,不应该用急风暴雨式的方法来处理。我是犯了“左派幼稚病”。

四、在工农速成中学

为了加速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受教育部的指示,1951年北京大学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入读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一般是小学文化程度。上级要求,要用三年的时间使他们达到高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毕业以后可以进入大学。这所中学校址就在沙滩原北京大学旧址。1954年,江隆基校长的夫人宋超同志任该校的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她向学校提出要借用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师,学校就派我到工农速成中学去。从大学到中学去,用世俗的眼光看是降级,当时我是一个预备党员,对这种调动我没有任何的思想波动,没有想过是否还会回到北大来,而是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到了工农速成中学,学校给我安排了五个班的教学任务。第一学期是开《中国革命史》课,这个课我在大学教过一遍,心里有点底,不怎么害怕,但是没有教材,需要我自己编教材。教材写好后,常常需要我自己刻蜡版油印出来。编教材、刻蜡版、备课、上讲台,真个是忙得不亦乐乎。第二学期,开《政治常识》课,其中包括《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概论》。这些课我没有教过,也没有现成的教材,需要我买一些参考书阅读、理解、消化,然后写出供学生用的教材。总之,我完成了学校交给我的任务。

在这所学校,我也有过不愉快。学校的教导主任,是高我两个年级的同系同学。他有些能力,业务也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同人们很少来往,完成工作之后,就躲进自己的屋里,有人说他是在埋头读书,也有人说他是怀才不遇,有情绪。我对他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在教学问题上我有些事要找他,敲了他的房门,他开了门,十分不高兴地对我大声呵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对他的这个态度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是不是看不起我?我一声不吭地拂袖而去。我憋了一肚子气,几天之后,党支部召开例行的组织生活会,我对这位教导主任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我有些情绪激动地说:“我是个新教员,你是教导主任,我是新党员,你是党支部委员,无论从那方面说,我有事找你,你都应该接待我,你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为什么用那样的态度对待我?你是不是看不起人?你有什么了不起?请你回答我。”我这一番话,使他感到我理直气壮,无言可对;也感到我这个人并非一个省油灯,若折腾下去,他会更被动。他一言不发,默认了我对他的批评。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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