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了长江天险，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北京大学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在它力量所及的地方开始招生，在武汉设了考区。7月，我又去武汉参加考试。这一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北师范学院，我毫不地选择了北京大学。要去北京读书，自然是一件大喜事，可是钱从哪里来？那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早已弄得民穷财尽。那时候，我的家乡还没有实行土改，土地还允许买卖。经过向人民政府请示，卖了二亩地，筹措了为数不多的赴京路费。卖土地这件事，在土改时还惹了一点麻烦。这里不必细说。
我家雇过长工和短工，虽然还没有实行土改，已被人另眼看待了。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在人们的眼里已经贬了值，没有人来给我贺喜，也没有人来给我送行，没有音乐，没有锣鼓，我背着一卷破被，穿着一身土布衣衫，完全一副农民打扮，走上了赴京之途。在火车上，我碰上一位也是赴京的女人。她问我：“你到哪里去？”我答：“我去北京。”她又问：“你去北京什么地方？”我说：“我要去北京大学。”她问：“你去北京大学干什么？”我说：“我去北京大学读书。”她眼里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大学生。她不解地冷笑了一下，说：“你也到北大去读书？！”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的狼狈。
当时北京大学在沙滩。我下了火车，背着行李，直奔沙滩。我从西门进入北大。刚进门，就碰上了同班同学萧超然，他比我来得早些。他看见我，吃惊地说：“啊，你来了！”我也很吃惊，说：“你怎么认识我？”经他一说，我明白了。他说：“你在武汉考区考试，我也在武汉考区考试，我见过你。那时候我见你完全一个农民打扮，很惊奇：农民也考大学了，一定是个很有志气的人。”我们俩哈哈大笑。是他带着我办了入学手续。从此，我就成为北大的一员了。
我们历史系一年级新生约20人，有在城市长大的，居多数；有在农村长大的，是少数。在这个群体中，可能算是我最土里土气、最穷、最受人白眼的。这样的环境，养成了我的反抗心理、倔强的性格和粗暴的作风。如果有人对我不礼貌，我也决不客气。《孟子》曰“恶声至，必反之”，当时，我就是这样。同学们跟我开玩笑，戏称我为“帝国主义”。
进入了新社会，我受到了新社会的洗礼，在许多方面，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接受了许多新思想：第一，树立了阶级观点，学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第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自己，批判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跟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第三，通过社会发展史的学习，通过对恩格斯《从猿到人》的学习，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逐步树立劳动观点；第四，批判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观念；第五，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习，树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信任。说也奇怪，在当时我对于这些新东西、新观念，都毫无怀疑地接受了，我进步得很快，不久就入了团。当时，我虽然已经26岁，但报考北大时隐瞒了两岁，不算超龄，便毫无阻碍地入了团。1954年1月，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我在各方面都是很积极的。因此，1952年上半年就调我出来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大学毕业。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我不爱上课，一半是由于我的好高骛远和自高自大，可能也由于老师们的教授不甚得法，我对上课毫无兴趣。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学有专长的，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名气，但是他们的教学方法不得体，他们不懂理论联系实际，不懂启发式，不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不知道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有位雷海宗先生，是有名的学者，学贯中西，但他上课是一字一句地念讲稿，讲稿之外的话一句也不说，根本无法记笔记，听起来味同嚼蜡，一点也引不起我学习的兴趣。再如，向达先生也是很有名的学者，曾是我党建国后的学部委员，因慕名，我选了他的《中西交通史》。他上课也是念稿子，而且声音极低，只有靠近他的身子才能听清他的话。如果有10个人选他的课，就无法上课了。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上他的课的，横竖我是无法听下去。从我个人来检查，我也是渴望求知的，但如何求知，我也是不得其门而入的。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我还不知道学习的门道，只求热闹。总之，我对上课没有兴趣。但是，我并非一个浪荡子，我也是一个有强烈求知欲的人。北大，自有北大的妙处。北大的妙处何在？第一，北大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可以满足求知欲。我经常跑图书馆，有时也是夜以继日的看书。第二，北大是全国有名的学府，又位于北京，经常可以请到名人来作报告。我来北大不久就听过很多名人的讲演，他们是彭真、陈毅、陆定一、李立三、许德珩、郭沫若、萧华、陈绍禹、冀朝鼎、丁玲、刘鼎，等等。他们的演讲，使我开拓了眼界，增加了知识。第三，北大的学生智商高，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相互影响，彼此受益。
因为是进入了新社会，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爱学理论，特别爱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也喜欢读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不去上正式的课程，而是跑到图书馆里去读我爱读的书。今天检查起来，我这样的学习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是：读我爱读的书，有兴趣，收获大，特别是理论水平提高了，思想境界也提高得很快，对于业务书也理解得深一些。其缺点是：我的业务知识比较零碎，特别是我非常缺乏西洋史的知识。这个缺陷直到现在也补不过来。我感到我现在非常需要西洋史的知识，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里需要特别提起的是，此时处于解放之初，革命锋芒正锐，似乎一切旧东西都是反动的，一切都要翻个底朝天，老师也是旧的，老师的知识也是旧的，老师的思想也是旧的，老师的思想需要改造，老师需要批判。从上面传来的声音：尊师重道是一种旧思想，是需要打破的。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是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没有尊师的观念。后来我们当了老师以后，当说到学生不尊重老师的时候，一位同事反省说：“我们尊重过老师吗？我们受的是什么教育？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我不爱听课与此不无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要求人们换一副新思想。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新思想呢？第一，要认识并且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第二，要认清中国国民党是反人民的，是人民的敌人，要同它划清界线；第三，要认识并且坚持我们在外交上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政策；第四，要认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要和它划清界限；第五，出身剥削阶级的人，无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都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第六，要树立集体主义观念，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第七，要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批判剥削阶级立场；第八，要树立劳动观点，要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共产党认为，上述的各种问题，在解放初期的广大群众中，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因此，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在新生政权中继续服务的需要。
别的系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展的情况我不了解，历史系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在历史系的教授中，首当其冲的是杨人楩先生。杨人楩先生是被中共称为自由个人主义的人。杨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师从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他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不喜欢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也不喜欢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倡中间路线，宣传自由主义；在1948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他写了许多反对内战的文章，这实际是反对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高年级的同学对杨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这些同学指出：杨先生提出的中间路线完全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中间路线实际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路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路线。他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却大反内战，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所以杨先生的思想是非常反动的。他们警告杨先生说：“你必须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否则，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批判是非常严厉的。
教师要进行思想改造，学生也要进行思想改造，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更要进行思想改造。我出身于剥削阶级，自然不能例外。学生进行思想改造，首先要暴露思想，就是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就是要让错误思想见见阳光。让错误思想见见阳光，就表示和错误思想决裂了。暴露之后，首先是由大家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
在思想改造的大会上，我的错误思想暴露得算是比较彻底的，赢得了出席大会师生的喝采，会场上掌声雷动。我的这个检查和批判，在当时写成了文字，交到了上头，我想现在可能还存在档案里。很多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概意思是：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这个阶级出身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主要是：第一，我对城乡进行的阶级斗争不理解。我同意平分土地，我早就对那时候的土地制度表示怀疑。但我不理解分了土地，为什么还要进行斗争。地主家的土地并非从别人家夺来的，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为什么继承土地就有罪？就得挨斗？第二，我对当时宣传的平等、平均等观念表示怀疑。我说，我不相信社会上会有真正的平等和平均。我能同毛泽东平等吗？毛泽东能同广大群众平均吗？第三，我暴露了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的忧伤情绪，那时候我失学，家庭面临破落的前景，我失落，我苦闷，我作诗消愁。在大会上，我宣读了我那两首宣泄情绪的诗。当然，在大会上，我也作了自我批判，认为那种怀疑、那种情绪，完全是剥削阶级立场的表现，等等。我暴露的那些思想是很落后的，在当时看来甚至是反动的。但暴露出来，就是表示和旧思想决裂，就是表示向新思想投降，就是一种进步。学校领导、广大的老师和同学对我表示理解，他们没有歧视我，而是对我更热情。这表明当时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暴露了思想，像是放下了包袱，感到无比的轻松。我对党的感情贴近了一步。
根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0月25日，根据教育部决定，北大中文系四年级，哲学系、历史系三、四年级全体学生及10名教师，共116人，组成一个工作团到江西吉安参加土改。”我们作为学生，没有看见过教育部的文件，不知道文件是怎样写的，根据我们多少年来的政治经验，知道教育部这个决定主要是要年轻的、涉世不深的、没有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大学生们，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大学生们，接受一次阶级斗争的洗礼，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当时我刚刚进入三年级，对教育部这个决定没有心理准备。由于家乡刚刚进行过土改，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弟弟，他们经济上拮据，吃饭困难，而我在学校也没有钱用，经人介绍，在北京某一个中学找了一份工作，刚刚工作了一个月，就接到要去江西参加土改的通知。心里虽然有点别扭，但当时对党的每一个举措都是深信不疑的，便很自觉地服从了命令，高高兴兴地踏上征途。
第一站到达武汉，在武汉听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杜润生关于土改工作政策的报告。第二站到达南昌，在南昌听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刘俊秀的报告。第三站到达吉安，在吉安听了地委书记李立的报告。通过对这几个报告的学习，对于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土改工作队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江西的民情民风，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第四站便到了我们工作团的目的地——泰和县。我们这个工作团116人在泰和县城住下，更加具体地学习土改政策，听取县委领导介绍该地区的情况，特别是阶级斗争和土改的情况。
学习几天之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乡村工作。开始，我被分配到一个叫作庵背的村子里工作。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住几天，我又被调到龙下乡工作。一个当地的名叫刘善普的干部和我任工作队的正副队长。龙下乡是一个山村，这里山高林密，树木葱茏，道路狭窄，对于陌生人是一个颇为可怕的地方。这里距离泰和县城有三四十里之遥，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龙下乡，我又被分配到中龙、文溪两个村子工作，两个村子相距三里。在这两个村子里由两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我任工作组组长。我在这两个村子里工作半年之久。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在这半年里，我经历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斗争地主的全过程。我从不会工作到会做一点工作，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从胆子小到胆子大，在能力上有相当的提高。记得在刚到北大后不久，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寒假中被派遣到农村去整团，我们简直不知道工作从何做起，不知道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待我们离开村子时，村里没有一个人送我们。而此时我已经能够通过我的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特别感到奇异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胆子在这时期竟锻炼得如此之大。从中龙到文溪的小路两侧是森林茂密的高山，就是白天走路也觉得阴森可怕。有人说山上有狼，而我在那年月，常常在夜里，甚至在暴风雨的夜里，也毫无顾忌地来来往往。
说老实话，在这半年里，我的确没有受到多少阶级教育。因为在这两个村子里，只划了一家地主、一家富农。他们也只有20来亩土地，也并非恶霸，只有一般的剥削，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恐怕很难避免。对于他们，分了土地也就算了。然而在当时，我也受到了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在执行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群众说这家地主婆邹桂秀可能有底财，我也就做了群众的尾巴，追她家的底财，甚至把她关了起来，无奈之下，她竟自杀了。在当时，土改工作队权力很大，虽然尚不能擅自生杀予夺，但一个地主自杀是小事一桩。我没有受到处分，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到我的政治觉悟提高以后，我内心里常常受到谴责。在那个大革命的年代里，从上面听到的声音只是革命，而不是人权。只要打倒敌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仔细想来，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有俘虏政策，只要缴了枪就可以不杀，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当兵，不愿意留下来的还可以发给路费回家。这种俘虏政策，体现了人权思想。而在地方工作中的宁“左”勿右的做法，却往往违反这种人权思想。一个人被划为地主，他是敌人，他只是暂时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他还是人，还应该有人权，就是有生存权。把人逼上绝路，就是剥夺了他的人权。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作检讨的。当然，我这种作风也并非偶然的。在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想几乎是一种顽症，这种顽症，从个人来说，一半由于愚昧，一半由于个人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