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60年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同我个人的性格、经历和家庭环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写我在北大60年的前面，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我来北大以前的情况。
1923年4月8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临颍县县城东南30里的研岗村。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这个村向东一里多路是西华县，向南四五里路是郾城县，处在临、西、郾的交界处，距离3个县城都比较远，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村子里没有几个读书人，只有一个人在临颍县城教过高级小学。在这个村里，当时住有一百多户人家。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贫农，都是种地人，只是参加体力劳动的多少有不同而已。有做小本买卖的，在村子里卖点日用小杂货。他们都是穷人，够不上商人的资格。
我的祖父陈焕章(1866~1951.12.25)，念过几年书，读的是“子曰”、“诗云”。他完全不懂那些书中所包含内容的意思，也不会写哪怕是很简单的文章，他的文化程度只能记个账什么的。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国平(1888~1949.12.14)，二儿子陈国忠，是一个大家庭。1927年，他们分了家，陈国平和陈国忠成了两家人。
我的父亲陈国平，是个目不识丁的人。由于目不识丁，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他不会记账，同人家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只能用豆子的粒数当他的账本。他种西瓜，每年要留瓜种，只能用一个红布袋装红瓤西瓜子，用白布袋装白瓤西瓜子。他是个庄稼人，一生种地，是个劳动的好手，他的劳动很出名。由于过度的劳动，他60岁就去世了。在很长的时期内，他就我一个男孩，却有5个女孩，在旧社会，女孩是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因为爱读书，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田间劳动，劳动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家里虽然也雇了一个长工，但他仍需担负很重的体力劳动。由于没有人帮他干活，他在家里喜怒无常，动不动就骂人，我对他没有好印象。现在想起来，他发脾气也是有来由的，我不应该埋怨他。我从呱呱坠地一个毛头小孩，变成今天一个大学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呵护是不可能的。
从我出生的1923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在我7岁那年的1930年，正是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河南省成为一个大战场。当时我一个小孩子，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也不了解他们军队的番号，脑子里只有北兵和南兵的概念。现在想起来，南兵大概是蒋介石的军队，北兵大概是阎、冯的军队。不管是北兵还是南兵，都有自己的正规军和杂牌军。正规军一般还有点纪律，杂牌军就是亦兵亦匪了。我记得有一股军队驻扎在我们村里，现在我也记不起来他们是南兵还是北兵，据称他们的头目叫王老五，原是豫西的土匪，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但匪性不改，是亦兵亦匪的队伍。开始他们还有点纪律，过了不久就开始在村子里绑起票来了。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把我背到匪兵疏于防守的一段寨墙上，用绳子拴住我的腰缒到寨墙下面，然后，他也跳下寨墙，背着我从护寨河里游到河对岸，踏着夜色跑到另一个叫作贾太石的村子里，在那个村子里住了40多天。贾太石是一个同研岗村大小差不多的村子，但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性格要强悍得多，他们团结，有组织，也有自己的寨墙，他们加强防守，拒绝匪兵进入他们村子里。这股匪兵只有步枪，没有大炮，进不了村子。在一次交战中，村民无恙，匪兵却被打死了几个。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已经7岁并且懂事的孩子，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匪兵杀入村子，遭受迫害。所幸这股匪兵竟没有能进入这个村子，我们有惊无险。
1933年阴历9月，那时候我10周岁，不知道是谁的主意，送我到一个叫作七里仓的村子里读高级小学。这个村子距离我住的村子大概有2里路。说实话，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读高小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是在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学校里上学，学校里的几任教师，都识字不多，更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只有极简单的数学知识，只会加法和减法，连先乘除后加减、大中小括弧运算都不会。老师如此，学生更不必说了。我读高小，完全是不合格的，每天上课，毫无兴趣，只是苦恼。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匪灾从天而降，我也几乎丧命。
在开学后半个月的时候，阴历9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里，大概是三更天，我正在熟睡，忽然被什么东西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同房间睡觉的20来个同学，一个也不见了，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放着暗淡的光。窗子外一阵阵啪啪的枪声和冲天的火光。枪声是从村子的东头传来的。身处乱世的孩子比较敏感，知道是有土匪进到村子里来了。他们大概是从村子东端的寨墙上爬进来的。我十分惊慌，马上穿上衣服，从床上跳下来，慌忙中，裤腰带也找不到了，用手提着裤子，跑出学校大门外。跑到哪里去呢？我没了主意，看见眼前有一片甘蔗园，无奈中，就钻进甘蔗园里躲避。枪声越来越近，我感到天亮之后，这里无论如何是藏不住人的，于是就从甘蔗园里钻出来，向着西面的寨墙跑去。从甘蔗园距离寨墙大约有500米的光景，这里是一片坟墓，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在这里往前跑，几乎跑几步就要跌一跤。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我终于跑到寨墙边。当我爬上寨墙之后，土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学校，他们的手电筒光一闪一闪的，令人胆战心惊。此时此刻，我幼小的心灵斗争激烈：被土匪抓住，要花很多钱，会导致倾家荡产，甚至会丢掉生命；如果要从四丈高的墙上跳下去，也可能会丢掉生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跳墙下去。当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往下跳的时候，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无奈地叫了一声：“我的娘呀！”随着叫声，我落地了。我没有死，也没有受伤。虽然跳下了寨墙，但寨墙下还有护寨河。深秋季节，河水正旺，至少有一丈多深，当时我也不会游泳，跳下去就会丧命。这时候，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拼着命跳下了河。我以为这次是必死无疑了。然而，上帝保佑，我竟莫名其妙地游到了河对岸。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是怎样游到河对岸的。过了护寨河，走了100多米，还有一条河，这条河的水不深，我趟水过了河。深秋天气，已经相当冷了。我穿着全身湿透的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几乎走不成路了。
天依然漆黑，我东西南北莫辨，我冷、我怕、我有点昏迷，我不知道何处是我的家乡，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一个早晨起来捡粪的老人，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人，在我迷路的时候，他给我指出了路。这样，我很快就到了我的村子——研岗村。当我回到研岗村时，我的父母正在村头抱头痛哭。可他们一看到儿子平安地回来，马上破涕为笑了。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大难不死。
这股土匪据说有两千多人，匪首名叫王佑，在若干年后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称：“豫西巨匪王佑伏法。”这伙土匪心狠手辣、恶贯满盈，他们在村子里，烧杀奸淫、掳掠抢劫、无恶不作，不知道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不知道有多少财产被他们劫走。在这次匪灾中，我的同学中有几十人被土匪绑走，他们中有不少人花了很多钱才被赎回来，有的竟被撕了票，也有人在跳寨墙逃跑时摔死。和我同村的有两人，一个叫吕凤馨，年长我8岁，一个叫吕瑞祥，年长我4岁，他们俩都不幸被土匪绑走了，都是在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并花了很多钱后，才被赎回来的。我一个10岁的孩子脱险出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奇迹，在附近的村子里出了名。土匪走后，我回到学校取行李，一个老师看见我，十分惊讶地说：“啊，你也跑出去了！真是该不该呀！”(该不该，河南方言，“注定不该出事”的意思)这次匪劫之后，这个小学停办了两年，也许是被吓坏了。我也害了将近半年的大病。
1938年9月，我在郑州桐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开学不到半个月，还没有正式上课，日本侵略军就进犯郑州，首先派几十架飞机对郑州狂轰滥炸。有一天早晨，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和同学们一起披上衣服就跑，躲在乡下的农田里。敌机在郑州城区及其周边轰炸了一天，飞机一批又一批飞临郑州，一阵阵炮弹轰响，浓重的烟雾遮蔽了郑州。飞机在郑州上空盘旋，就像在我的头上盘旋，炮弹、炸弹的轰响，就像在我身边轰响，这情景可怕之极，也危险之极，我想这次可在劫难逃了，十分幸运，炸弹竟没有落在我的身边。我又活下来了。我在田野里提心吊胆地躲了一天，连一口水也没有喝、一粒米也没有吃。天黑后，警报解除了，我回到了学校，到宿舍一看，宿舍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学生们都逃走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一切都明白了：日军要进城了。我紧张、害怕、慌乱，肚子又饿，可我顾不了了，卷起被褥就跑出学校，一口气跑了18里。跑到农村一个小食店里，弄了点吃的东西。之后，一眼未眨，又跑了一夜，几天后，我回到了家里。
1943年，我到豫东游击区周口联合中学读书。刚读一年，1944年5月，日寇又在豫东发起进攻，周口沦陷，我又跑回家乡。不久，我的家乡临颍也沦陷了，我被围困在沦陷区。
1945年春天，为了不做亡国奴，我和两位同学(一个叫关琏，一个叫王陆军)一起，装扮成商人，用架子车拉了一车香烟，意图逃出沦陷区，前往国统区的西安考大学。此时，通往西安的铁路因抗战的需要已被拆除，火车不能通行。要到达西安，就要经过很长的敌占区。通过这样的地区，非常危险，这里不但有日寇的各种哨卡，而且还有出没无常的半兵半匪的国民党游击队，还有我党的地方武装。当时我们最害怕的是日寇，他们一般把守在要道通衢。为了避开他们，我们尽可能地走小路。走小路经常碰到的是半兵半匪的国民党游击队，他们打着抗日的名义，实际上干着劫匪的勾当。我们几次被他们抓起来，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把我们抓到山上，用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经过几次审讯，找不到什么证据，就把我们放了。一路上，我们时不时地被人拦截，他们把我们身上搜遍，甚至连我们的鞋子也要用手折几折，希望能在其中找出金条来。经过艰难跋涉，我们到达了河南洛阳之西的观音堂。此时日寇在风陵渡发动进攻，去西安的路被堵塞。无奈，我们只好又返回故乡。在路上，我们所带的路费、衣物被国民党匪兵洗劫一空。我们三人只剩下三条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我到一个小学里去教书。1946年7月，我去武汉考学，在从临颍去漯河的路上，碰上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总队的军官，他用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抢走了我携带的全部路费。无可奈何，我找到我的一个老师程百让。程百让原是周口联中的校长，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郾城中学校长。程百让校长资助了我一笔前去武汉考学的路费。这次高考我虽然失利了，但是我念念不忘程校长的恩情。不久，解放战争在河南打响，我同程校长失去了联系，这笔钱我始终没有还上。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解放以后他曾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过洛阳市市长，后来又到了郑州大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自杀身死。每想到程百让校长，我总是不胜伤感，不胜愧疚。
总之，从出生到成年，我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经过生死渡，又过鬼门关，可谓大难不死。这些灾难，给了我说不完的痛苦，同时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我是北京大学教师中受折磨、受迫害最为严重的人之一。然而，我却没有走上绝路，我活过来了。我想，这也许因为我是经过多次生死考验的缘故。
我7岁上学。我们村这个小学，可以说是个十分落后、破败不堪的学校。学校只有三间破屋子，能容纳20多人。最可怜的是所请来的老师，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可能读过一点“子曰”、“诗云”，没有或基本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譬如说，他们连算术都不会，最多只懂得一点加减法，而不懂乘除法，更不懂四则运算。有的老师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干脆要我们读《四书》。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们根本学不到现代科学知识，而只是学会了一些汉字。在我们同学当中，我认得的汉字是最多的，也是记得最牢的。所以，也最受老师的赏识，历届老师都夸奖我，在我的家长面前说我的好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莫名其妙地被送进了七里仓高级小学，所以我的算术课跟不上班。不久，七里仓遭了匪患。我回到了家乡研岗村。回村后，害了一场病。病愈之后，我就在本村小学上学。这次在本村上学与过去不同，我们有了一个新老师，他的名字叫吕心铭，是本村人，过去一直在外地教高小，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村教起初小了。他懂得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完全胜任教小学，我的小学数学知识完全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他也十分赞赏我的学习成绩，在我们本村这个范围内给我作义务宣传，于是，研岗村一百多户人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优秀生。1935年，匪劫后的七里仓小学又开学了，我又考取了这所高级小学，而且成了那里的高材生。
1937年7月，我高小毕业，此时抗日战争爆发。在隆隆的炮声中，我同两个小学同学一起去许昌考中学。许昌中学是当时河南省政府在许昌专区所设的一个重点中学，颇有名气。当时的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考完初试，我的那两位同学考得不好，他们提出要回家，不参加复试了，要我也一起回家。当时，我是一个年纪14岁的孩子，自己没有主意，也就跟他们俩一块回家了。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被父亲骂了一通。于是，第二天我又返回了许昌。待我回到许昌以后，在初试榜上，我看见了我的名字，在150个初试录取的名单中，我名列26，有资格参加复试。他们两个果然落榜。但这时复试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我慌忙地去到教导处要求复试，教导处以迟到半小时不能参加复试为由，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满怀委屈，流着眼泪，回到了家里。
我暂时失学了。在临颍县立中学开设有复习班，只要交学费，就能入学。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入学的手续，以为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父亲要我买点礼物求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姚先生，这位姚先生是我们邻村的人，在县城教育局工作。照我父亲的想法，姚先生同我们虽非同村，也算同乡，他会帮忙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精神负担很重的事，因为我很不愿意去求一个陌生人。由于父亲的坚持，我只得由一个街坊的兄长带着，步行30里，到县城去找那位姚先生。我们找到了这位姚先生。那时我只是一个14岁的毛孩子，貌不惊人，带的礼物又薄，不受尊重是料中的事。当时姚先生正在同他的朋友们打麻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不屑一顾，接过一盒点心，在牌桌上分吃了，然后冷冷地说：“回去吧，事成了，告诉你。”接着，仍打他们的牌。我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已经有了自尊心。对于姚先生的冷淡态度，我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十分愤慨。一出他们打牌的屋子，我的眼泪就扑簌簌地往外流，出口便骂，一路骂了30里。带我同去的那位兄长，一面走路，一面劝我，并批评我的脾气太坏。没过几天，姚先生果然送来了消息：事情已经说好了，可以上学去。但这时我的余怒未消，决心不食这嗟来之食，便奉告姚先生：我不去了。我的这个性格伴了我终生。我的性格当中缺乏媚骨，不肯屈身事权贵，即使在困难时期也不肯去巴结人。这种性格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也影响了我的一些个人利益。不过我至今并不后悔。
就在此时，距离我家5里之遥有一个黄连城村，那里有一所私塾，执教的是一位白老先生。白先生，名庆玺，号君凭，是清末一位秀才。他旧学根底不错，如果不是废除了科举制，他可能获得更高的学衔。此时他在那里教书，他的学问、他的书法，远近闻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走进了那所私塾。这里有20几名学生，他们都比我年纪大，有的大我十几岁。在这里我读《诗经》、《左传》、《东莱博议》，读书之外，还写文章。这位白老师对我的背诵能力和文采都十分满意。有人到学校里来，他就向别人夸奖我，认为我如果在科举时代，可以考中进士，等等。就这样，我这个14岁的孩子，在我家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就小有名气了。
1938年暑期，我以第5名的成绩，考取了临颍县立简易师范初中班。在这里，我比较完整地读完了初中。在这所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我的操行却被列为劣等。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我写文章的时候，笔下总爱写同情穷人的文字，这就引起了教导主任蔡鸣九先生的不满，他怀疑我可能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这当然是天大的冤枉。在当时，我曾听到过共产党这一名称，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更说不上会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了。但这位蔡先生却说我思想不端正，我对他的这种责备十分不满。
在一次命题作文课上，蔡先生命了一个作文题，题目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其他同学都积极写作，并准备交卷，而我却拒绝作文。蔡先生问我为什么不写文章，我说：“你说我思想不端正，我不知道文章怎样写才好。”从这以后，蔡先生更不喜欢我了。在这年暑假给我家发的通知书上，在“操行”这一栏内写了个“丁”字。操行为“丁”，是该开除学籍的，但他没有开除我。他在“操行”这一栏内还写了这样的字句：“傲气过人，思想亦无不谬，姑暂留校，以作后观。”蔡先生没有开除我，是因为他认为我的学习优秀。他曾在我写的一篇《纪念哥哥》的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评语：“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泄出蓄情自佳文’，今于此篇见之。”在这所学校里，我还参加过全县的论文竞赛，题目是《班超投笔从戎论》，我得了第一名，临颍县的县长还赠送了我一把扇子，上面是由他题写的岳飞的《满江红》。此外，三年中，我4个学期获得有六元银洋作奖励的优秀奖。蔡先生没有开除我，大概是由于他对我相当的赏识。接到学校的通知书，我十分激动，在假期中，我跑到学校去找那位蔡先生，同他理论，最后，他把那个“丁”字给改成了“乙”字，那段评语也给抹掉了。
前面我已经叙述过我只片片段段地读过高中，加在一起，不到一年。除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给我的读书生活造成许多遗憾之外，我的家庭内部的矛盾也使我的学习处处碰壁。我的祖父和父亲原本只希望我认识几个字，能在家里记个账就行了，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我去读大学。我这个在穷乡僻壤长大的孩子，不知道是从何处接受的影响，从高小开始，就立下志愿要读大学，要留洋，要当大学教授。我爷爷认为我的这个想法是想上天，就给我泼冷水，说：“你想上天，就是没有人给你搬梯子。”更大的矛盾则是，我父亲晚年身体不好，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毛病，每天咳嗽不止。虽则如此，他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除了一个长工外，他再也没有另外的劳动帮手。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长吁短叹，对我这个不能帮他干活、又要花钱的儿子自然很不喜欢，对我没有过笑脸。我的爷爷心疼儿子，对我也没有个好脸。有一天，他们父子俩在一起聊家常，爷爷对父亲说：“你命赖呀，你没有好儿子呀！”父亲说：“我权当养活了一个瞎子或者瘸子。”爷爷说：“不如瞎子、瘸子。瞎子、瘸子不花钱呀。”他们聊家常的话被我听见了，我回到屋子里，用被子蒙上头哭了一场。在老人们的眼里我连瞎子、瘸子都不如，这对我的刺激可想而知。
对我的另一个刺激，是我叔叔的家业蒸蒸日上，而我家的经济状况却日益拮据。我叔叔有5个男孩，都是强劳动力，特别是我叔叔的长子——我的堂兄，聪明、能干，又是一个兽医，能挣钱，又广结人缘。当我们两家分家时，两家分得同样的家产，而在几年之后，叔叔的家产竟超过我家一倍以上。在我父亲看来，这完全是因为我无能，特别是因为我读书所造成的。他经常用两家的对比来刺激我，使我十分难受。我父亲还总结了他的社会经验，认为凡是在外面上大学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常说某某人上了大学不要家了，某某人上了大学后不要老婆了，某某人上了大学后连父母也不认了，最后的结论是：河南人属“土”，种地是根本。他的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当我在家读书的时候，经常用棉花塞住耳朵，不听他们的难以入耳之言。
在中学时代，我对北大没有多少了解，我向往北大是受了别人的影响。那个时代的高中生，都对北大有好感，特别是那些高材生都要报考北大。听人们说北大民主、自由，名教授多。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些名人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我知道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以及五四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曾在北大任教，这就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说实话，我当时的功课不好，并不具备考大学的水平。因为我前前后后，没有读过几天高中。我的语文、历史、地理、英语、化学等课的水平还可以，而数学、物理课的水平却很低。我对自己的缺陷是了解的，但心存侥幸，决心要试一试。1946年，我在武汉参加高考。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者都没有录取。
考大学受挫，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的自信心、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不愿意看见亲友和任何一个熟人。我躲在家里，不出家门。在过去，我常常奉父亲之命去到集市上买东西，这以后，集市也不去了；过去，我常常奉父亲之命到田里去劳动，这以后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到外面去劳动了。这时候，我只想一心一意补习功课。但是，我家里没有书籍，特别是没有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同时我也孤陋寡闻，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补习学校。唯一的办法是到外村去借书。我到处打听哪个村有过高中学生，然后就到哪里去借书。以我住的研岗村为圆心，半径15里范围内的村子我都去过，这个范围内的高中生，我都见过。我向他们求援，存有这方面旧书的人也都给过我援助。我十分感激他们，后来我能考上北大，都是他们助了我一臂之力。借到了这些书，我如饥似渴地研读。我像一个在校的学生一样，晚睡早起，读英语，做数学题。这个时期，我记了不少英文单词，也做了不少数学题。我同家里的矛盾也与日俱增，其中的苦辣酸甜，真是难以表达。
1947年，我到南京考区参加高考，我报考了北京大学，还报考了一个英士大学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次我又失败了。我的失败当然是因为我的知识水平有欠缺，而当时某些学校所出的题目也确实不科学。例如，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出的作文题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这句话出自董仲舒的《治安策》，一个高中学生很少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如果没有机会读过这篇文章，就砸锅了。英士大学出的作文题是《我所知道的陈英士先生》。陈英士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我对他的情况略有所知，但知之不多。对这样一个人的情况知道多少，并不能由此判定一个人的基本水平。我虽然失败了，但并不服气。
两次考学失败，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我虽然难过，但并不沮丧。我依然顶着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在家半耕半读。1948年暑假，我又准备去武汉参加考试，但解放战争在中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京汉铁路不通行了。我失去高考的机会，又失学在家。
这次在家和过去有所不同。此时共产党的地方部队同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在西、临、郾的边区对峙，有时拉锯，你过来，我过去。那时候，我不懂政治，虽然知道国民党腐败，但对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不想参加国民党，也不想参加共产党，只是想读书，并自以为清高，认为读书是不须分党派的。在两党激烈斗争的夹缝中是不好做人的，我对谁都保持距离。不管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来了，或是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来了，我都躲在家里，不愿出门，只是复习高考的功课。他们也都用猜疑的眼光来看我。我特别是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并不了解，他们对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都保持距离，甚至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失学、政治上的疑虑，使我心里很苦闷。我写了这样一首诗表达我当时的心情：“万种闲愁锁心头，长日无计可埋忧，红羊赤马悲丧乱，沈腰潘鬓集牢愁。痛哭不尽长沙恨，蹉跎已怀冯唐忧。怅望家国俱心碎，泪共寒江日夜流。”还有一首类似的诗，现在记不起来了。大概在我的档案袋里还有那首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