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穷人，渐渐显露出新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
当我走进工人们租住的瓦房区，穿过摊贩混杂的集市，路过墙面满是裂缝、长出青草的出租楼，总会被这些具有新鲜的“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双眼圆睁。
我掏出笔记本，记录下这些细节。
我希望把这些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记录下来。
是的—东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不能拒斥和漠视它所呈现的全部细节。我无法将自己“孤立”出来。面对这个崭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观者，又身处其中，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观察角度，让我眼里的东莞总是那样不同凡响—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于乡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着明确中心区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态更复杂多样，生活更斑斓紧凑。它像一块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细致的目光，去细细凝视。
我从不想俯瞰东莞，宏大叙事，而只想以个人视角，平视这个城市。
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实场景。我希望写出我的观察后，能有一些事实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对另一些谎言及误解，有所甄别；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次审美和艺术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时事评论。
这样的要求在实际写作时，简直是自设藩篱。首先，我要写的是亲历；其次，又不能仅限于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我的态度要相对客观，文笔要更严谨；同时，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时，又不能违背我的艺术本能。
二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货车间时，我被震慑得不能动弹。
我决定去工厂打工。
这是我要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
在新疆，我常见到这样的游客：斜倚在一匹白马旁，旁边是松林环绕的湖泊，让别人咔嚓一张照片，以为他便从此带走了那里的一切；在东莞，当我从餐厅、剧场和酒店走出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愚蠢的游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灯、轻音乐，它们太干净、太优雅，毫无泥腥味，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在东莞，我始终在它的外围打转，而没有摆脱程式化的隔膜。
我要到工厂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阅读、泛泛之谈都更强有力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挽救自己。有时，把身体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脏交出去，让它们的触角带回陌生的敏感，让记忆以更慢的速度被遗忘，也许才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有礼貌、诚实、技术熟练??”在这样的招工标准下，女工显然比男工更具优势。资料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约占80％；而在东南沿海某些轻工业企业中，超过90％的工人，都是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女性。然而，当我试图去打工时，才发现我几乎已丧失了这种机会。
穿过“大量招收普工”的红色横幅，我在警卫室就被挡住：只招收十八至三十五岁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过这些贴满小广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个卖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着一堆甘蔗说：“中间的这段最甜，两块，两头儿的一块。”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们的全部青春折合起来，就值两块钱吗？
我终于找到家电子厂：它没设最高年龄限制，也没有学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