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冷的北风在湘江边呼啸，晦暗的暮色中找不到一处光亮。12月30日，彭德怀接过战斗伤亡报告，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激烈的战斗中，三军团伤亡惨重，仅第五师就阵亡2000余人，师参谋长胡俊、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晶等十几个师团级干部或伤或亡或失踪。
“湘江呵，你流的不是水，而是一江英雄血！”彭德怀忍不住悲怆地喊道。
湘江之役，红军在错误战略的指导下，损失近半，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减少到不足4万人。
湘江惨败，使红军战士对“左”倾领导者怨恨的情绪达到顶点。一股反抗的灼热岩浆正在平静的地皮表层酝酿、孕育、运行。
面对困境，临时中央和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一筹莫展，他们痛惜红军的惨败，内疚、懊恼，党的总书记因囊中乏策、无计可施甚至想到了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问题已经被4万年青战士的遗骸摆成一个巨大的问号。
众目瞩视毛泽东。
毛泽东也没闲着。他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张闻天)均被编入中央纵队。由于受伤、生病，他们有时被战土抬着行军，有时拖着伤病之躯跟随部队前进。行军途中、休息间隙，常常能聚在一起，经常议论党和红军的大事。
他首先启发和诱导王稼祥认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王稼祥到中央苏区之初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又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和高明，宁都会议时他是唯一坚决反对解除毛泽东兵权的中央委员。湘江之役，使他进一步意识到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
他找洛甫交换意见。洛甫早就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深为不满，在挫折中觉悟到以前被斥为“经验主义”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坚决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台。以毛泽东为核心，以王稼祥、洛甫为重要成员，中央又出了一个新的“三人团”。
毛泽东、王稼祥、洛甫主要在行军中进行的交谈，被李德视为“担架上的阴谋”。他不由想起了长征前留守苏区的项英发出的警告，项英提醒李德时刻注意毛泽东的动向，他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李德将自己的忧虑和项英的预警告知博古，博古不以为然地说；“毛泽东和我交谈过，他并不想人为地制造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遭受打击、排斥和屈辱时，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的确，毛泽东遵循“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准则，不想制造人为的领导危机。然而，历史潮流不以人的初衷为转移，中央领导希望避开危机，而危机却一步步逼近中央领导。
湘江之战又一次暴露了红军准备北上湘西的意图。蒋介石迅速调整部署，撤销5路“追剿”军番号，任命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总司令，将所有部队编为两个兵团共15个师，命令部队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道上再构筑四道碉堡线，内松外紧，前疏后密，形成了口袋阵势，企图张网捕鱼。此外，为防止入网之鱼回游，蒋介石还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桂军第十五军和第七军、黔军王家烈部蹑行后缀，随时准备封堵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