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1996年2月3日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缔结的协议里所没有的事项。他们向我们要求当时的协议里没有的内容，所有的内容都不是轻易能够接受的事情，特别是关于整顿解雇制度，这是我在竞选期间和国民约定好的，如果接受这个条件的话，劳动界肯定会反对的。但是为了不失去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我下了决心。
上午11点30分，在汝矣岛国民议会大厅我们会晤了利普顿、驻韩美国大使博斯沃思一行。我方由金元吉、张在植、金永汉、柳钟根出席。这是美国对我与新政府的面试。
果然不出所料，利普顿提出了韩国今后劳动灵活性的方向。我的回答非常清晰：“现在，公共机关或一般企业如果不通过调整结构精减人力的话，就不可能起死回生。我们的国民对此也非常清楚。所以，如果真的到了必须裁员的地步，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因为解雇10%~20%的劳动者的问题而犹豫不决，导致企业倒闭，就会使100%的劳动者失去工作。如果企业解雇掉一部分劳动者而转危为安，恢复竞争力，那么可以重新启用被解雇的员工。而且，我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是车之两轮，我们将不断推动经济政策的发展。”
美国代表团的表情顿时变得晴朗了许多。我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利普顿一行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并带着微笑回到了美国。圣诞节前夜，我们接到了13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先期支援100亿美金的通报。终于解决了眼前的破产危机。
如果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决然的立场声明反而赢得了包括美国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外国媒体表示如果当时我没有表明关于整顿解雇制度的确切的态度，那么早期金融支援就不会实现。
《华尔街日报》社论评论道，在财团和工会组织中，我更加亲近工会势力，我的这种政治立场将会在对企业执行政策时起到有利的作用。“金大中的第一把火是他在当前时势下为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从而为满怀期待的人们带来希望而点燃的。”
问题在于劳动界是否能欣然地共同参与。事实上，韩国经济的外汇危机是政府干预金融的原因。大部分的企业不惜借债以壮大规模，不能从所谓的“大而不倒”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政府与金融机关却对这样的现象置之不理。围绕特惠贷款产生的腐败问题从未间断。
财团们并没有停止过度及重复投资，并不考虑成本—收益，甚至根据财团总裁的喜好来决定投资的种类。对金融机构的资金就像个人的财产一样随意使用，如果成功的话就是运气好，如果失败就把责任推卸到政府身上。长此以往，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金融机构就会经营不良。
从年初开始，东南亚一带的通货膨胀就开始了。1997年7月，随着泰国货币泰铢的贬值，危机逐渐扩散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也变得梗塞。紧接着，我们的金融机构借入美金就变得更加困难。这时，如果政府与金融当局能够制定有效的对策，那么最少可以阻止陷入IMF体制。政府一直被汇率防御而困扰，如果不是耗尽了外汇储备量，金融危机也不会这么快到来。
总而言之，外汇危机是只重视成长的“朴正熙式发展模型”带来的恶果。建立在劳动者与中小企业的牺牲之上的政经粘连的危楼终于开始倒塌了。这是我们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的后果，也许其实这是早就已经有预告的灾难。如果与民主主义并行发展经济的话，政经粘连与政府干预金融所带来的严重的腐败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就算实现了市场经济，而没有实现民主主义的话，国家建设还是会向一边倾斜。历史会这样证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