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等提案，对为了掌握政权而一致利用这些外部因素制造紧张气氛的当局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局政府宣称四大国安全保障论是毫无实现可能的妄想谬论，并且在当时即使是提一提“统一”这样的字眼儿也是要受到当局调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对我的政见进行指责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攻击我的政见是把祖国的国防交到四个大国的手里，甚至给我起了“疯子”的外号，这可谓是朴正熙大总统的最严厉的谴责了。
朴候选人厉声说：“把我们国家的安保交到我们的敌人苏联的手里，这是说什么呢？这分明是正面违背了国家反共政策的主张。”
他们歪曲了我的竞选政见，我所主张的四大国安全保障论的核心内容，绝对不是把国防交给这四个国家。我的政见是让四个国家入驻朝鲜半岛，实现力量的制衡，这样就不会受到如清日、俄日战争那样战争危险的威胁；南北之间互相扶持，达成不发动战争、互不侵犯的协议。一言以概之，就是要求四个大国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我的主张在知识分子阶层迅速散播，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时候我主张的四个大国和韩朝都要考虑的政见，不就是日后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而召开的六方会谈的原型吗？我已经看破了围绕在朝鲜半岛周围的力量的实质和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当时提出的理论现在想起来也是无所偏颇的。正确地判断、正确地行动，我对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倍感自豪。
共和党对我提出的南北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政策也给予了强烈的攻击和批判。他们质问道，朝鲜正在策划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你却在这里谈和解，怎么能和平，怎么和解？
朴总统和金钟泌一干人等，对我的发言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和谴责，这大大地刺激了国民。
“金大中吹笛子，金日成就跳舞；金日成打鼓，金大中就合拍。”
但是极力反对我的主张的朴正熙政权，在仅仅一年之后就采取了与我所主张的南北统一一样的政策。在韩国政府的提议下，促成了韩朝红十字会谈，在会谈进行的同时达成了著名的“7·4”《南北共同宣言》。他们如此反对我的政治主张，最后却实施了我的政见，其实他们隐藏在背后的出发点是与我不同的。朴正熙政权的目的并不是南北的和解与协力，而是通过这样的政策保障自己的政权，并进一步地垄络民心。
我在准备竞选的过程中，以经济政策为中心提出了大众经济论，即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实现依托广大民众、为了广大民众的人民群众经济政策。李承晚政府以来，韩国的经济一直是为权贵主义的政府和少数特权集团而服务的特权经济形式，到了朴正熙执政时期，这种经济政策变本加厉。农民等一般人民群众感觉生活越来越困难，整体社会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时急需可以对抗朴正熙政权那种财阀独裁的理论和战略。我为了韩国的经济和民主主义提出了新的蓝图，为了使这些理念能被民众广泛接受，我要向大众努力宣传。
我的大众经济论是在解放之后，在对韩国社会经济进行长期观察下萌发的经济理论。
在第7届总统选举开始以前，我就通过各种媒体提出过大众经济论的思想。1969年我在《新东亚》发表的文章《大众经济论的主张》中阐述了我的核心观点：所谓大众经济是指以社会的实际生产力为依托，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和能力的同时建立一个能保障国民福利的经济系统。另外我还在文章中强调，为了成功地开展大众经济，需要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的体制，群众的意识是构建大众经济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