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僚们，我们怎么能把像这样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了一切的爱国志士说成是罪犯呢？另外，议长先生，我急着去洗手间，能不能等我上完洗手间再接着说？”
在座的议员们个个捧腹大笑，议长也笑着对我说快去快回。我从洗手间回来后继续发言。我在议事堂的发言被东亚广播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传了出去——他们用报纸把话筒包了起来偷偷地藏在了讲台附近。市内每家出售广播电器的商店都挤满了前来听广播的市民。执政党听了我的发言，说我这是用冗长的演说阻挠议事，并向首脑部提议制定对策。但是共和党院内总务金龙泰对他们视若无睹：
“随他去吧。他说不了多久就会撑不住的，连一个小时都撑不了，等着看吧。”
夕阳西下，议事堂内也暗了下来，但是我的发言仍在继续。如果我说了与拘留同意案毫无关联的事，那么议席上的人肯定会嘲弄我，这样议长必然会终止我的发言。为了让自己不脱离事件本身，我必须更加集中精力。议长打断了我的发言：
“金议员，金议员！好了，请停下吧。你打算还要讲多久啊？”
“我会一直讲到您宣布今天不会处理拘留同意案为止。”
“好吧。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请你继续吧。”
在野党同僚们开始抽空掏出鸡蛋打碎了递给我，也给我拿饮料。议席中甚至传出“加油”的声音。
最终议长再次打断了我的发言，宣布散会。舆论报道我的此次发言共计5小时19分钟，后来这个时间甚至以最长的国会发言为由载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纪录，但这里面也蕴藏着我的一份自信。我成功地粉碎了朴正熙政权不进行充分的调查和论证就要诬陷同僚是罪犯的阴谋。虽然第二天会期结束后金议员还是被拘留了，可是至少国会并没有同意。我也因为此事成了话题人物——在野党的议员们把我当成了英雄，而朴正熙总统却是怒火中烧。
我在那时办起了韩国内外问题研究所，主要针对南北、经济等国内外问题的政策进行研究，并且巩固我的组织。我把办公室设在了光化门监理会馆的后面。现在很多国会议员都纷纷设立个人研究所，但在那时这还是很罕见的。西江大学的南德祐教授和朝鲜大学的朴玄埰教授等人都会来研究所进行研究和讨论。后来连国会的重要议员都加入进来商讨政策的制定。韩国内外问题研究所在我第一次流亡日本之前一直都十分活跃。
《韩日基本条约》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在1965年2月20日于汉城中央厅草签完毕，这成为战后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条约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五大项：恢复邦交；废除旧约；承认韩国政府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两国均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为缔结贸易关系条约与民间运输协定而开始进行交涉等。该条约必须在两国议会获得通过才能生效。
我参加了国会设立的韩日协定特别委员会。我们每天都在与政府一方进行争论，指出不当的基本条款、申请权以及渔业问题等，批判该条约的辱国性质，并敦促政府尽快做出修正。据说朴正熙总统通过设置在青瓦台的收听设备听了我与长官们的质疑内容后，对着总理丁一权和外交部长官大发雷霆。其实从政府的立场上看，如果我们像尹潽善总裁那样坚决反对，反而更容易对付。执政党干部们曾这样讨论过：
“尹潽善的所谓卖国论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们没必要去理睬。倒是像金大中议员那样虽然赞成韩日建交，但总是对条约内容不满的人，真的是很难应付。”
在国会继续对《韩日基本条约》进行审议的时候，来到特别委员会进行演说的外交部长官李东元在演说结束时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