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妈邓颖超对自身高度严格，对邓家的亲属同样也十分严格，从不给予任何特殊关照。但她却以极大的热忱，在原则范围内尽力照顾周家亲属。显然，这既是出于她作为长辈的爱心，也是为了替伯伯分忧，让他能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
1959年我第一个孩子萌萌出生，七妈把珍藏的一块绸缎指名送给她，我用它为萌萌缝了一件漂亮的披风。以后我二女儿蕾蕾、三女儿苓苓，也都穿过这件披风。
60年代初，我们住在西郊总后大院。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突然来到我俩的住所。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总共三层，我们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让她老人家坐的。七妈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萌萌逗弄，一边亲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询问她老家在哪里，生活情况怎么样，同我们相处得可好。这天，七妈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融融，充满温暖。七妈见过的这位保姆，当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家在京郊。时光匆匆，前几年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说她已经当了祖母。她说七妈那次的亲切谈话，给她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80年代在西花厅，七妈还回忆起当年来总后看我们的情形。我插话说：“那时我们住在筒子楼的二层，住了十多年”，七妈纠正说：“不对，你们住的是楼下。”七妈是对的，我记错了。当时我们确实住在一层，后来才搬到二层。
七妈喜欢照相，用的是老式的“徕卡”相机。她特地在西花厅的花园里为尔均和我照了两张合影，其中一张是在海棠树下。七妈对这两张照片很满意，高兴地把它送给我俩。
七妈很关心我们这个小家。80年代中后期，七妈三次找我和尔均到西花厅长谈。对于我在电视台的工作情况也很关心，见了面就要询问了解，还几次让我把自己编导节目的录像带送给她看。
当我历尽波折在1985年终于被批准入党时，七妈高兴地向我祝贺，鼓励我说：“在军是个自强的孩子。”她还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珍贵书刊作为礼物送给我，并且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册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