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的确是一个古怪的人，他既是一个古怪的佛教徒，又是一个乡野隐士，性格可爱而又难以相处，不过他与孩子们倒很合得来；他从一个爱丁堡的孩子成长成一位中国朝廷官员（实为逊清宫廷——译者）。人们对他唯一一致的看法，大概就是他那一生极不平凡的经历。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十九世纪，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像庄士敦一样离开祖国，前往英国殖民地工作。其中绝大多数人在不平凡的地方度过了平凡的一生，最后只不过给这段殖民历史留下了一个脚注。他们的工作常常是百无聊赖的，或许正因如此，许多人转而寻求其他的发展途径。一些人成了异域语言方面的专家，一些人则绘制了荒僻地区的地图，还有许多人着手研究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生活。他们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欧洲之外的世界。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从他们的研究中获益，他们是未被讴歌过的英雄。
尽管他们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今天只有真正献身于探索殖民历史的人，才发现他们是值得研究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平凡的生活，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度过了不平凡的人生，这其中就有庄士敦，一位迈进中国末代皇帝宫廷的苏格兰人民的儿子。
庄士敦于1874年出生于爱丁堡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姐弟三人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罗伯特·约翰斯顿是该市一名律师，母亲伊莎蓓拉·艾维是一个爱尔兰牧师的女儿。他们于1872年结婚，婚后一年，大女儿娜尼便在莫尼萨德郊区（这是有钱人常去的地方）的哥什·班克出生。十七个月后的1874年10月31日上午11点，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雷金纳德·约翰斯顿（即庄士敦）来到了人世。第三个孩子查理·爱德华于两年后来到人间。
罗伯特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律师，而且还是爱丁堡保守党俱乐部的忠实会员，经常参加当地苏格兰圣公会的教堂事务。在莫尼萨德新建的教堂里，庄士敦是第二个受洗的孩子。这三个孩子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在受洗时，庄士敦的教名后又新添了一个名字——约翰。在他的一生中偶尔会使用这个名字。
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罗伯特不肯减省任何费用。在他们去私立学校前，罗伯特就聘请了家庭老师来教授基本的读写技能。1888年，庄士敦进入福肯豪尔学校，离家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这所学校于几年前成立，主要训练学生参加竞争性考试，以便获得公职或进入军队。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庄士敦把目光瞄准了印度文职机构，作为大英帝国的主要服务机构，它是大多数聪明的年轻人心向往之的一个工作部门。庄士敦在学校里学习异常刻苦，父母也鼓励他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在参加教堂唱诗班的过程中培养起了对音乐的热爱。对苏格兰境内氏族部落遗址的参观访问，又激发了他对历史的迷恋。应该说这是一段幸福的童年时光，但庄士敦和泰迪（查理的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兄弟俩发现与父母共同生活颇为困难。男孩们很少关心自己的父亲，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罗伯特与妻儿之间的家庭争吵已经司空见惯。
伊莎蓓拉离开钱便无法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肆意挥霍使家庭的财政状况日益拮据，罗伯特不得不进行投机买卖以筹集资金。平日里他借酒浇愁，仅买酒花费数百英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庄士敦已经决定，一旦能够自立，便离开这个由“酒鬼和金钱挥霍者组成的令人丧失斗志的家庭”。
他通过写作从不幸的家庭生活中寻找慰籍。他写了大量的幻想性历史故事，塑造了一系列虚幻人物，这些“人物”伴随他度过漫长的一生。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笨拙人”的族群，酗酒的达姆巴顿伯爵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当庄士敦最终前往中国时，伯爵伴他同行，与庄士敦的父亲不同，伯爵是一位友善的酒鬼，是所在族群的生命与灵魂。他的笔下还有一个名叫“库克”的女孩，她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女帽盒和一把绿伞”，并因无礼地“在所有已婚和未婚男人中制造丑闻”而声名狼藉。库克跟她遇到的每一个男人打情骂俏，但似乎并没有奢侈挥霍的习惯，所以其原型可能不是庄士敦的母亲。这些奇怪的人物形象自庄士敦少年时代起，就开始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尽管他们“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中”。整个成年时期，他同自己的朋友及朋友的孩子们来分享这些人物形象。
尽管家庭生活混乱无序，庄士敦还是不断在学业上取得进步。1892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由于仅有十七岁，还不能参加印度文职机构的选拔考试，他因此决定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英语和历史，并很快便成为艺术系同学中的佼佼者者。尽管他的英语成绩属于一流，但真正胜过他人的是历史科目。1893年，一篇优秀的历史论文使他获得了代表荣誉的校长奖学金，数额是25基尼（1基尼等于1.05英镑）。一年以后，他再次取得成功，荣获格雷作品奖。
就在庄士敦结束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业前夕，他们一家搬到了市中心，来到爱丁堡西端的格罗维纳街。作为引人注目的维多利亚式排屋的一部分，这是一所笨重而又阴暗的房子，里面装饰着母亲在当时属于上流的时尚品位的奢侈品。庄士敦憎恨这个地方，随着这次搬迁，他和泰迪与父母的关系急剧恶化，兄弟俩再也无法在这个家庭中呆下去。时机成熟以后，泰迪便离家去寻找自己所喜欢的生活。而只要有可能，庄士敦便会同爱丁堡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有时，他会到远方去旅行，到苏格兰高地去。只有这时，他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忘掉父亲的酗酒与冷漠，忘掉母亲不断的奢侈纵乐行为，利用大好时机充分享受自己所喜欢的娱乐活动：打猎、射击和散步。
1894年，在爱丁堡大学度过两年的时光后，庄士敦便放弃自己在苏格兰的学业，前往牛津的玛格德琳学院学习现代历史。当然，作为学习之所，牛津强于爱丁堡的原因之一是它离家相当远。这次远行没有带来什么遗憾，庄士敦很快便被玛格德琳的魅力所倾倒。他不仅在这里找到了学术研究方面的动力，而且结识了一群终生的挚友。
1894年10月16日，他来到玛格德琳学院，住在新厦。这是一幢乔治王朝时期的华美建筑，建于1733年，属于意大利建筑风格。华美的建筑与优美的环境同爱丁堡市中心的煤烟与尘垢形成鲜明的对比。庄士敦的房间在六单元，同一天搬入该单元的还有另外四名新生：弗朗西斯·阿米泰吉、塞梭·克莱门迪、帕西·戴尔和汤姆斯·拉夫狄。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
这是一个聪明的集体，其中只有戴尔是作为自费生进入玛格德琳学院的，其他人都带着奖学金就读。对于庄士敦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家乡，人们称呼他雷金纳德或雷杰，但他要求玛格德琳的新朋友们称他为约翰，直到辞世，朋友们就一直这么称呼他。不过，其他企图抹掉过去的努力则没有成功。在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前，该单元的所有成员都了解到约翰是一个“自私、好唱反调而又沉默”的家伙，这使他一度成为“一个极难相处的舍友”。尽管个性如此，庄士敦在牛津还是生活得很愉快。学院的礼拜堂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并且参加了学院的唱诗班。他还写诗，有一部分作品日后得以出版。
当约翰情绪化的个性有所收敛后，朋友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富有魅力、聪明机智的人。庄士敦把自己一直以来塑造的怪诞人物向朋友们一一作了介绍。他们由此知道了库克（庄士敦后来称其为瓦克萧夫人）这个人物以及她的臭名声。不可思议的达姆巴顿伯爵继续行为狂放，酗酒无常，并成为“笨拙族群的勋爵大臣”。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庄士敦花费在诗歌、音乐和虚构人物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学习。
在玛格德琳学院的第二学年末尾，庄士敦参加了印度文职机构的选拔考试。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竞争性考试是在英国获得公职的唯一途径，每一个职位多达七人竞争。考分最高的候选人可以在伦敦或印度获得一份美差，并且以后有可能被培养成为大英帝国的领导人。另外，还有被派往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译者）、马来、锡兰和香港的见习生名额。所有这些工作都非常稳定且待遇优厚，而且在国内外都有发展机会。
庄士敦在那个夏季同他的学友们告别，并许诺今后保持联系。他本不打算重返大学校园，但在参加完考试一个月后，他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多门考试不及格，最后不得不返回玛格德琳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
又一次重返牛津，他继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学术创作中去，他坦率地承认，当他1898年获得二等学位时，他感到颇为满意，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所应获得的成绩；还有谁在学业方面付出的努力比我还少”。
毕业后，他又回到格罗维纳街那令人压抑的环境中，准备参加在那年八月份举行的又一轮选拔考试。在他读书期间，家里的情况一点儿也没好转，他很快发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无法进行真正的工作”。尽管如此，庄士敦还是决定全力备考，以便获得一份职位，从而永远离开家庭。此时他快满二十四岁了，已经超过了印度文职机构选拔考试的年龄限制。不过他已经同塞梭·克莱门迪家人谈过了，该家族与香港方面很熟悉，建议他投考香港职位，特别是“中国目前发生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令人向往”。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香港见习生和伦敦地区的国内文职机构。
考试制度相当古怪，参加考试的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科目的。庄士敦选择了八份试卷，涉及英语、法语、历史、政治和哲学。尽管他的成绩又一次很不均衡（法语、政治和哲学考试未及格），但他通过了其他科目的测试，更在英国史方面获得了第二名的高分。有六百多名考生参加了1898年的考试，但那一年仅有九十八个职位的缺额，其中六十五个职位在印度，大多数高分考生都被分配到那里。庄士敦的总分列为第六十八名，因此可进入仅有六个缺额的国内文职机构，不过他被告知至少要等到1899年春伦敦方面才有空职。要想去伦敦工作，就意味着需要回家再呆上六个月，而这正是他想避开的事。因此，在克莱门迪家人的建议下，他选择成为一名东方见习生，并把香港列为首选之地。这将是一个幸运的选择。
又是令人焦虑的几周过去了，庄士敦终于接到了香港见习生的通知书。当他得知殖民部仅给了他们三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时，渴望尽快离开家乡的庄士敦简直高兴极了。爱丁堡的校友们在本市最大的酒店——鲍茂拉酒店，为他举行了欢送晚宴，甚至连他的父亲也对他的离去表示伤感，“道别之辞之恳切，是他对我说过的最令人感动的话；他显然对我的离去感到伤心，难过之情溢于言表”。他惊讶地发现父母竟然陪他前往伦敦为他送行——毕竟，他们或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1898年11月17日，庄士敦踏上前往香港的航程，并于圣诞节那天到达那里。这次旅行使他有机会开始学习汉语，并思考自己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到达香港后，他得知政府将给他提供书本、教员和住处。他的薪金很可观，这使他能够过上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庭一年仅需要一百五十英镑便可过得很滋润，而他的年薪高达一千五百港币，相当于二百二十五英镑。
克莱门迪家人已经向庄士敦讲述了1898年发生在中国和香港的震荡，对于该地区来说，这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大多数西方国家和日本便开始蜂拥来华企图获得一块立足之地。采矿权和筑路权的攫取给他们带来了收益，扩展了他们的势力。许多城市都建立了他们的商港，位于海岸和主要河流旁的这些城市成为西方贸易在中国的交易中心。在这些地区，外国政府享有特权，英国在大部分这样的地区内拥有自己的代表。中国政府虽不情愿授予这些特权，但西方国家可以轻易利用其软弱性达到自己的目的。
1898年前后，列强的争夺在中国达到顶峰，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四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日本摧毁了中国的军事力量，战争的胜利使它在华北地区获得了一块领地。然而，其他国家不希望日本在华势力得到加强，除非他们各自也能从中获得适当的特权。这就好比中国是一块大蛋糕，列强都想啃一口，份额大小则取决于各国的国际地位。对英国来说，首要任务便是获得其中最大的一份。德国希望至少与俄国对等，而俄国自始至终就讨厌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的扩展，因为华北地区靠近俄国边界，法国的心思则同德国一样。软弱的中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列强对自己进行瓜分。
直到1898年，英国才开始积极参与同中国的谈判，它很满意自己在插足之前已经让日、俄、德、法使尽了浑身解数。1842年，中国被迫把香港岛永远割让给英国，英国凭此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现在，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强行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并且还租借了华北地区的威海卫。无论威海卫还是新界，面积都不太大——大概三百五十平方英里，但它们对英国来说却至关重要。获得新界，可使香港的未来安全无恙。而夺取威海卫，则旨在最终获得一个可与直布罗陀和新加坡相匹敌的深水港。
这是中国备受屈辱的一段时期，部分地区的中国人民决定起来直接反抗外敌侵略。反抗首先在山东省发生，该省的外国驻地，特别是教士居住区遭到袭击。怀着对外国人、宗教、商业侵害的憎恨，攻击行为迅速扩展到其他地区，并于1900年在义和团风起云涌之际于北京达到高潮，即围攻外国公使馆——国外势力在中国的据点。此时前往中国的可谓恰逢“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