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是活着的(2)

我最初设定的口述对象确定为一百个人,是具体的数字,并不是一种概数。

当时,我通过报纸表示,我要为普通的“文革”经历者记录他们的心灵史,并表示要在发表时隐去这些人的姓名以及相关的人名、地名。当时“文革”崩溃不到十年,种种恩怨犹在,人们心有余悸,我要保护这些向我倾吐心声的普通百姓。

开头几个月里,我收到响应者的信件四千余封,电话无数,我感觉我像掘开一个堤坝那样,一种来自社会的心灵之潮凶猛澎湃;我感受到“文革”劫难的深切与巨大,以及一代人压抑之强烈与沉重。口述时,我倾听到那么多陌生人—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命运悲剧主人公的心灵述说,促使我的思考不断地触到这个悲剧时代的本质,因此我要用这部书记录那个时代的真实,人的真实才是时代的真实。

我忠实地记录下一个个亲历者心灵的声音,并依照我的承诺在发表和出版时隐去他们的姓名与相关的地名,以及会使他们“暴露”出来的细节。尽管我做得已经够严密了,却没料到—由于书中体现的环境氛围和口述者的语气太逼真,最终还是被一些与口述者相关的人觉察出来。口述者的苦难常常是一种绝对的隐私,一旦变成公开化,就使他们身陷纠结、困扰与次生的悲剧中,这使我深深愧疚,甚至有负罪感。

这种事接二连三地出现,迫使我中断了写作,并在再版时删去这类篇章,于是本书的“一百”的词义也由具体数字变为概数。

忏悔是我在口述过程中一直期待的,因为我在长长一段时间的口述过程中遇到的全是受难者,没有一名忏悔者,这使我心怀忧虑。“文革”中无以数计的悲剧,怎么没有一个忏悔者出现?那些在“文革”中作恶的人真能活得那么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忏悔不只是觉悟,更是觉醒,良心和良知的觉醒。我说过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一个真正健康和文明的社会需要广泛的良知。

我一直等待一位勇敢的忏悔者的出现。

去年春寒时候,我在巴黎圣母院内,面对侧面一排古老的忏悔室伫立良久,默然反思着这件事。回来后,我在《西欧思想游记》中写道:“我们的‘文革’要从这里走出来就好了,整个社会就会干净多了。”有幸的是,回国不久,我便从媒体中看到几个“文革”忏悔者的赫然出现。也许这几个人曾是威震一时的“文革”名人,也许它又触动了那个至今未有结痂的历史伤口,从而激起了来自当事的“文革”受难者最直接的谴责。这谴责穿过近四十年的时光隧道,听来仍觉心灵震颤。

在“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有人能站出来忏悔应不是虚伪的。人近晩年,负罪在身,于心难安,公开道歉,表明了良知依存。当然,忏悔不能洗清一切。对于受难者来说,更无法构成安慰。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了“文革”是什么?“文革”给人留下了什么?

黑暗本身是变不成光明的。我们从悲剧的历史中能获取的只有真正的认知,警戒今天,告诫未来。

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有些历史顽疾只有不断吃药才不会发作。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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