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才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