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用布鲁姆和加缪的失误来反衬阿隆的高明，想必不是托尼·朱特教授的本意。他指出的三人最大的共同点之一，乃是“勇气与正直”，他们都在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表现出这些美德并因此而长期遭人嫉恨。其貌不扬、嗓音尖细的莱昂·布鲁姆在道德人格上是无可挑剔的，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相信在法国，“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不公正、迫害和偏见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支流现象”，从而誓死捍卫共和，支持抵抗运动，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贝当主义者的死敌；加缪，地中海的儿子，他一生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根深蒂固的反暴力思想尽管有时令他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更多的情况下都促成了对强势非正义的当头棒喝。在法国蒙受耻辱、经历坎坷的年代，他们都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真诚地试图以独立的良知发言，去影响现实政治，为此不惜痛苦、沉默乃至身陷囹圄。阿隆只是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介入之路，一条酷似当年托克维尔的“智者”路径，在智者可钦可羡的睿思之下，同样有一种俗世圣徒的耿直自律、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熠熠闪光。
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年代所稀缺的。夏尔·莫拉斯和萨特构成了一对鲜明的反证，两人从各自的极端出发，放任信仰或党派辞令压服良心的声音，从而在两极化的政治中获得了最好的命运——当上本阵营的代言人。纪德在《访苏归来》之后就沉默了，面对右翼的张狂他无可奈何；马丹·杜·伽尔，1937年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现出了书生的原形，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只向公共领域贡献了几句空洞的和平口号；朱利安·班达，这位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提出公共参与应该摈弃党派偏见，而以“真诚的独立思想”发言的著名文人，20年后竟自食其言，欣然加入“同路人”的行列。即使布鲁姆有众多失职之处，但正如朱特教授所言，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并虚心接受之”，而不惜冒巨大的名誉风险。“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国者中，怀有这样一种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更多的人都接受了党性思维方式，站在一方，无条件地为反对另一方而效力。这种二元对立及其产生的无休止纷争让法兰西深受其害，一个多世纪以来她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一代代政治阶级在相互攻讦、相互诋毁、相互诽谤、相互推翻中内耗掉无数精力和智慧，知识分子或逃避现实，或夸夸其谈，公众无休无止地谈论国是，享受毫无结果的“自由”。假如所有言论、所有行为真的像党派辞令所指陈的那样，均系受人“指使”，都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的话，假如知识分子便因此认为政治纯然是一场利益游戏，从而放弃独立的使命的话，那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还有什么坚实的东西值得捍卫？公共知识分子在世上又有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