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一度刺激并掌控了知识界注意力的话题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变了的政治气候中削弱——在这种气候中，随着60年代末激进分子幻梦的破灭，人们对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当然，此后有好一阵子，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大量探讨人们的各种罪错，反省他们曾顶礼膜拜的观念；不过，在此前20年间，法国更有关怀的思想者们已经带着艰难的选择，严肃地介入到他们当下所处的国家和世界之中。
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与另两人归成一组，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他们在某些特点上是共通的。这三人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长生命的落幕时分，莱昂·布鲁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缘由，得以在几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获得慰藉。而在35岁时就领教过以上所有三种不负责任的加缪，12年之后在备受怀疑和毁谤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誉要再过30年才能恢复。三个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内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和论调经常跟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不甚契合。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人。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一点，也都没把这看得有多重；只是随着个人生涯的发展，阿隆对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觉并受其所困；但是，犹太人身份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而言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布鲁姆这里，由于他主动挑起抵抗现代法国反犹主义的重担，若想要理解这种被严重忽视的民族政治情绪，不能不聚焦他的个人事业历程。加缪于战争初期来到法国，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尔及尔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是法国知识界领袖级人物的标志，尽管他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知识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尽管彼此不同、各有个性——我在下文中也会进一步讨论——但这三个人都在现代法国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布鲁姆不仅仅是19世纪末巴黎文学秀场的一员，一个年仅26岁的生气勃勃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他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当仁不让的领袖，1936年、1938年两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是维希政府最重要的政敌，曾被送上法庭、被判入狱和流放，他在战后当过总理，直到1950年去世，他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雷蒙·阿隆2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就它让同龄知识分子们相形见绌（萨特是其中之一），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国哲学家，直至与“自由法国”避居伦敦共度战乱时才中断了专业研究。战后，他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终获选进入法兰西学院，同时广泛著书立说，给《费加罗报》和《快报》写下不计其数的每日和每周评论。他于1983年以78岁高龄去世时——其时他的思想回忆录刚刚出版——可能是全法国最著名的作家、随笔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理论家。
尽管出身于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尔贝·加缪却靠着两部小说（《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神话》）以及在战后新兴媒体《战斗报》上写的社论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战后巴黎几乎无可匹敌的政坛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同僚、战友和齐名者——他尽力用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弥补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运动中，他并非仅担虚职，而是实实在在地战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