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玄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