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遗作《据几曾看》原稿中，夹着一帧相片，是一个端坐的中年女子。相片的一角上，有自来水笔写的“敏先”二字。这是祖母的字。祖母形容肃穆，目光沉郁，无一点闺秀气。华服之下，却有丈夫的气概。她怀里揽着年幼懵懂的孩子，那是我的父亲。拍照的时候，未预见家中变故。只是数年之后，祖父在中央大学教授任上染恙，是积劳成疾，终于不治而撒手人寰。从此祖母一人担起教养子女的重任。时事艰难，却未有过放弃，直至父亲兄弟三人大学毕业。次年，祖母身染沉疴，一病不起。临去世时，只是说：不要走，我走了，家不成家了。因为祖母的信念，在以后的很多年，父亲兄弟虽分居各地，却始终团结如一人。这也令祖父的老友们感怀。
多年来，《据几曾看》摆在案头。写作前后，我时不时会翻一翻。不为别的，只是视之为习惯，作沉淀心智之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祖父在四川江津，完成了这部作品。其中经手著录藏品，一九四九年后，多转移台北故宫博物院。旧年赴台，见之甚觉亲切。祖父工楷自书，辅以绘事，阐发画理。见之文字，如见其人。民国是个好时代，好在作文与做人的尺度。及至当世，仍可以之为鉴，躬身自省，反求诸己。世故人情，皆有温度。内有渊源，举重若轻。
整理信札，得见祖父老友王世襄先生十年前为祖父著作，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临生副院长商讨插图并合作出版一函。王爷爷性情之真之挚，向为友人与晚辈感怀。六十年前，他与祖父一见如故。谈文论艺，若伯牙子期。祖父见背十数载，又承年迈老友为其遗作付梓奔波。旧年拙作《七声》于台湾出版。王爷爷欣闻之下，不顾耄耋高龄，特又为之撰写书名与扉页题字。如今忆来，仍觉暖意，因祖父书中品评艺作，现多藏于海峡对岸，王爷爷为玉成此事，极尽心力。唯录信中数语，以作感念：“兹为老友葛康俞先生遗著《据几曾看》出版事，向您求教。康俞先生为清华大学名教授、哲学家兼美术史家邓以蛰先生之甥。一九四三年冬在重庆图书馆参观故宫书画展览，初与订交。此后谈艺，时有书信往来，直至一九四八年襄赴美。先生工书画，行楷醇厚有古风，山水萧散澹远，可与宾虹先生抗衡，文华尤典雅隽永，耐人寻味。惜英年早逝，使人感伤。遗著《据几曾看》一种，著录历代书画名迹一百九十六件，计一百九十四页。卷末有宗白华、启元白两先生跋，皆推崇备至。此稿已向北京三联书店推荐，建议影印出版，蒙表示乐于接受。当前主要问题在插图……由于所收多为尊院藏品，且手稿为繁体字，襄今年两地故宫联合出版已有先例，当属可行。如蒙予以考虑，至感欣幸。总之亟望老友遗著学术佳制得以传世，纯出个人愿望。为此而上书奉扰，有渎清听。诸祈鉴原，至感。”信札往来、序跋，皆是友谊见证，经得起时间研磨。故人已去大半，还有些重叠的掌印，惺惺相惜。宗白华的辞采，启功的温婉，手边的字里行间都还在。无奈人都走远，时代亦随之凋零。
祖父的时代，人大都纯粹，对人对己皆有责任感。这是时世大幸。投射至家庭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沉的君子之道。所谓家国，心脉相连。祖父为孩子取名，我大伯小名“双七”，因生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国殇之日。而父亲则昵称“拾子”，他诞在一九四五年，取《满江红》的词意，有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意思。取名是家庭内细微事，却得见时世胸襟。
写这本书，多半是有所牵挂，但亦不全是。或许眼前的时代是更好的，所以要多走走，多看看，多想想。已经过的一些，便写下来。从旧的东西里，看出新的来；从新的东西里，看出旧的来，都是自以为有趣的事情。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