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官答应一声：“是！”
这位渔妇的丈夫倒真是个老实巴交的“渔老大”，可是已在半年前的海啸中丧生，丢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不久前，她认识了在基隆河棚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一名中共党员，被秘密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现在，叶翔之派人去她家搜查，她预料，自己的谎话马上就要被识破，三个可怜的孩子厄运难逃了。
果然，一小时后，两个幼小的孩子被抓来，只有十五岁的大儿子阿松没被抓到。
两个幼小的孩子见母亲被打成这样，哭叫着呼喊着：“妈妈！妈妈！”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眼看孩子落入虎口，这位渔妇受不住了，梦呓般地说出了接头暗语：“蒙山茶……蒙山茶……”
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获、捣毁，“蒙山茶”是一条线索，《光明报》是另一条线索。1949年7月，有人拾到一份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转交给台湾省主席陈诚。蒋介石获悉后大发雷霆，立即召集三大情治机关重要干部开会，并限期破案。高雄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学生供出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是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后，虽然坚贞不屈，却在不经意间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了”。特务机关又抓到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从他嘴里套出了“老郑”的地址，“老郑”被捕。这个“老郑”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1950年1月，中共台湾工委领导人蔡孝乾被保密局抓获。五花大绑的他被特务推搡着，走出小巷。
蔡孝乾被捕后乘隙脱逃，保密局知道他好色，必然会同其姘居的小姨子马雯娟会合后再离台。于是，侦防组凭借蔡孝乾身上搜得的马雯娟照片，到警务处梳理所有申请离台者的照片，结果在一大堆已批准离台者的照片中，筛出了马雯娟，她欲离台赴定海。在文件角上还留着一张托办出境者的名片，那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的，而马雯娟的住址填的是杭州南路。
三个月后，蔡孝乾再次被抓后就扛不住了，投降招供了。他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十八名，蔡国智、于开雄等八人，梁清泉、何玉麟等九名地下工作者也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变节，导致岛内四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与中共有关系的一千八百多人被捕，多数遭枪决。中共在台力量基本瓦解。这个重创显示，当时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展太快，成员复杂，而且缺乏严格的党纪约束，往往是一人被捕，便提线般地把联络人一一供出，最后导致一条联络线的多人被捕。
由“中共台湾省工委案”，又牵出中共在台湾的最大潜伏者吴石，制造了惊动台湾全岛的“吴石案”。
原来，蔡孝乾小姨子马雯娟住址填写的杭州南路，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招待所。这所住宅是吴石初来台湾时向电力公司借住的。查到聂曦名下，又发现聂曦是吴石旧部，过去在国防部史料局任总务组长，赴台后由吴石安插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交际科长。聂曦交代出境证是吴石太太托办的，杭州南路地址也是吴太太填报的。就是说，吴石的部下聂曦帮蔡孝乾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吴石被保密局紧紧盯上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一串名单有“吴次长”三字。保密局长毛人凤判断，“吴次长”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也。保密局还发现，蔡孝乾身上一张十元的新台币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朱小姐——朱谌之。于是，黑手伸向了朱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