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众人跟着笑起来。

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2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条绒线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林纾字琴南,乃古文家、翻译家。光绪八年举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自称“清处士”,矢忠于光绪。此公并没受到前清的多少恩宠,却在清亡之后,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伏地磕头,失声痛哭,往往弄得守陵人也跟着垂泪。这有点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的情景。

末代皇帝溥仪为褒奖林纾民前对清的忠心,曾赐题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此,林纾九顿伏地,泪如雨下,过后还写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林纾对前清的孤忠,并非做做样子,以求名扬士林。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第四天,亲自到绒线胡同林宅,请林纾出任顾问。林纾以前清遗民自居,拒绝应聘。

林纾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林纾为人热情,好急人之难,性淡荣利。能诗善文,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文章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他又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因翻译了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一百七十余篇欧美小说而风靡文坛。有趣的是,他并不懂外语,而是靠朋友口述,用一手漂亮的桐城古文为之。他著作颇丰,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官场新现形记》多种。林纾晚年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北京的三月,寒风凛冽,绒线胡同的林纾看到《新青年》四卷三月号上“文学革命的反响”的总标题下,有一篇王敬轩致《新青年》的信,作者自称是留学日本学过政法,坚持“中体西用”的人。文章顽固维持封建伦理、罗织种种罪状,恶毒攻击白话文学。林纾读罢,觉得王敬轩有股古道热肠。可再看记者写的《复王敬轩书》,就觉得有些刺眼。记者酣畅淋漓地逐条批驳了王敬轩的谬论,竭尽冷嘲热讽地将矛头对准封建文化的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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