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也乐了：“二疯，不可造次！”之后，满屋子的沉闷之气，渐渐活跃起来。
陈独秀随后向诸位同人讲了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口头禅。所谓八部书者，系黄侃平生信奉推崇的八部经典，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皆不可论，遑论白话文。黄侃听陈独秀介绍能传达自己精神的口头禅，自然有些得意，但他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打断陈独秀：“还是听听你的‘毁孔子庙罢其祀’吧！”众人心里明白，二人的较量，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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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上任之后，即给远在重洋的胡适写信，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掌灯时分，陈独秀将信拿给蔡元培校长看，蔡校长看罢，点头笑曰：“写得好！”遂拉起陈独秀去见老朋友。
他们走上北大不远处饭庄的木楼梯，进入一间包厢。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迎上前，拉起两位器宇轩昂的老朋友的手惊呼：“原来是行严兄、守常兄啊，快哉，快哉！”
行严者，名士章士钊也，字行严，湖南长沙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么评价章士钊：“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文，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并说“导前路于严复”。
章士钊（1881—1973），少年时即好文章，1910年求学于武昌两湖学院，与黄兴结识。次年，赴南京，入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霞的赏识。又一年，拒俄运动兴起，章士钊率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相识，受其器重。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和邹容义结兄弟，互换兰谱。一日，年岁最小的邹容问章士钊：“大哥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哥（张继）写《无政府主义》，小弟我著《革命军》，你有何作？”章士钊大窘，于是根据日本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为蓝本，写了一本《孙逸仙》，自己在序中说：“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为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此书一问世，影响极大。当时国内尚不甚知晓孙中山，自有此书，孙中山名声大扬。此期间，章士钊还编著《黄帝魂》《沈荩》等，唱响革命劲歌。1903年6月至7月，由章太炎推荐，章士钊主持《苏报》一个多月，宣传“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6月9日，他亲自写《读〈革命军〉》，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邹容的《革命军》广告。次日，他又编发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个多月来，《苏报》发表四十多篇革命言论，在上海舆论界大放异彩，令《申报》等黯然失色。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命令有关部门查禁《苏报》。6月29日《苏报》仍刊出章太炎之《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热赞革命，力抨光绪为“小丑”。清政府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而舆论震惊。连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与《苏报》有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