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谈故宫建筑，却不止于建筑，因为建筑也不过是历史的容器，在它的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多少人事沧桑。在写法上，本书依旧算不上历史学术著作，充其量是谈人论世的历史散文而已。只不过这种历史散文，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的，也借鉴了他人的诸多成果，否则，这样的历史散文就成了沙上建塔，再美也是靠不住的。
文学与学术，各有分工，各有所长。我从不轻视学术，但写了这么多年，如今我越来越偏爱散文，归根结底，是那文字里透着生命的温度。夜读董桥，有一段话深合我意。董先生说：“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
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
我沉浸在散文的世界里，千载历史酿作一壶浊酒，万里江山画作一尺丹青，在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回旋往返，穿来梭去，不失为一种大自由，与古人对话，又实在是一种大荣幸。这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观棋、低眉阅世的轻松，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对现世的几番警醒与忧患意识。
大约2009年，我与摄影家李少白先生合作，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双城记》前后，就萌生了写作本书的念头，与紫禁城出版社王冠良等朋友探讨过写作的思路，并开始尝试着动笔。虽然步履艰难，但毕竟有了开始。没有想到，两年后，我调入故宫，成为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故宫的建筑，尤其是“隐秘角落”，更多了几分认识，写作终于变得顺畅起来。2012年初，我完成本书初稿，中文繁体字版交给牛津大学出版社，但当时对书稿并不满意，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便利，资料越查越多，就不肯轻易付梓了，而是对校样一遍遍地修改，加入了一些内容，直至今日，才得以付印。刚好赶上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也算是一种机缘。对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发表上述作品的宁肯、海帆、贾永莉诸位编辑，以及长期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故宫博物院领导与同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2年4月2日于故宫西北角楼下
2015年2月10日至22日改定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