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转身走了两三步之后，他在后面叫我：那个手机妹妹，你要不要请我吃饭？
我转身说：你想请我吃饭？
他摇摇头说，不是不是，是你请我吃饭，因为我今天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很大方地把他的所有口袋翻出来给我看。
我对天发誓恳请上帝让他在被我踢死后活过来，我要再次踢死他。
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我听到老师叫齐铭，然后我后面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到！我回过头就看到了那个家伙的虎牙。
他好像很高兴似的问我，手机妹妹，你怎么坐在我前面啊？
因为我今年命犯太岁。我心里第三次向上帝发誓。
然后齐铭就成了我的同学，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他穿着款式不同但价格昂贵的衣服在我面前晃，他那个人，爱干净爱讲究得要死。我说你都干净得可以吃了。他总是嘿嘿地笑。
那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轻快得如同没有忧伤的青春电影，一幕一幕流光溢彩，无论我什么时候回过头去，看到的都是快乐，没有难过。
也许是因为那个夏天过得太快了吧。很多年后我对自己这样说。
2002年8月齐铭每到这个季节，我就喜欢在街上闲晃，看风穿越整个城市，穿越每棵繁茂的树，穿越我最后的青春，我的19岁。
穿行在这个城市的夹缝中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抬头看那些楼房间露出来的蓝色的天空，我可以听见风从缝隙中穿过的声音。
岚晓在家等待成绩，我知道她高考非常不错，可是我考得很差劲。从电话中听到成绩的时候我觉得突然有什么东西压到我的胸口，然后迅速撤离，而深藏在我胸腔中的某种东西也随之被带走了。我难过到连哭都哭不出来。我一次一次拨电话到信息台，然后反复听了三遍那个让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的数字。挂掉电话我蹲在马路边上，有很多的车和很多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听到不断有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打电话给岚晓，我握着电话发不出声音。可是她知道是我。她说，你别难过，我已经帮你查了分数了，知道你考得不好。然后我的眼泪轻易地就流了出来。那些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滚烫的地面上，迅速就蒸发掉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我突然开始明白，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很多东西都会被蒸发掉的，再也不会留下痕迹。
我开始和一些落拓的男孩子混迹于这个城市的黑暗的底层，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酒吧如同地震的摇滚乐声中，我再也想不起以前弹着吉他唱给岚晓听的歌了。
记忆像是倒在掌心的水，无论你摊开还是握紧，总会从指缝中，一点一滴，流淌干净。
我不知道我的将来扎根在什么地方，或者，我根本就没有将来。我和那几个朋友计划着去西安念一所民办大学，很可笑的是我们居然连报名费都不够。
如果我问我妈妈要的话，毫无疑问，我拿到的钱足以让我把那个大学的文凭“买”下来，可是我不想再见我妈妈，从她离开我爸开始。同样我也不想再见我爸爸，从他离开我妈开始。
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在这个城市的喧嚣中孤独地站立着，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就像那些很矫情的人说的那样，我们是寄居在暗地中的病孩子，面孔幽蓝，眼神嶙峋。
可是我们不愤世嫉俗，不张扬顽劣，我们只是沉默，大段大段时间地沉默，躺在车站外的平台上，听列车开过，看头顶昏黄炎热的天空，看飞鸟疾疾飞驰而去，有些飞鸟会突然中枪，然后笔直坠落。
我的记忆开始模糊，因为我无法再想起自己穿着干净的白衬衣和岚晓站在树荫下面的情形，想不起自己曾经清澈干净的笑声，想不起岚晓第一次在我生日那天送我一本广告画册时我脸红的样子，想不起我们逃课出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找个浸满阳光的草坪睡觉。
想不起我的17岁，想不起凤凰花第一次盛开的那个夏天。
2000年9月岚晓我每天都在数着你的笑，可是你连笑的时候，都好寂寞。他们说你的笑容，又漂亮又落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