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平，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冷风吹拂，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标。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也许因而不能脱身，我那年才二十四岁，对中共多少有用处。
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仪队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其实“自由”也有阴暗面，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
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无法达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我必须奔向南京。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显然没有。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必定失明，中共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那样我就可以一只眼睛去南京。我猜父亲看见一个“眇目”的儿子回来，不会有快乐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损失一个儿子、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只眼睛。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后来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