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似乎都发生在我五岁那一年。
那是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年，唐山，从一座被夷为平地的废都渐渐有了一丝生气，人们在努力淡忘伤痛的日子里开始重建家园，新城市规划井然有序，似乎能在一片旧伤中踮脚望见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我的外公在一家水泥厂担任总工程师，住单身宿舍，吃单位大食堂，独自一人在唐山生活。
那一年，已经退休的外婆在天津照顾子女，只能赶在偶尔外公返津的周末做上一桌可口的饭菜，待到外公返程之前，再装好几饭盒菜，让他回到单位后还能尽量延长家的味道。那时的交通还没有那么便利，我猜想外公从单位坐车到火车站，乘火车到天津再换车抵家，单程少说也要六个小时，在没有双休日没有高速路或动车高铁的年代里，连接两座相邻城市的是一条遥远的路。
我没有见过爷爷，家人提起他的几率也不多，据说他闯关东多年之后，携家人从河北来到天津。记忆中，奶奶很瘦，因为脚小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更多时候她总是盘腿坐在床头。外公祖籍在湖北，年轻时曾到日本留学修读建筑。外婆是无锡人，大家闺秀，曾在学校里教书。尽管他们早已从南方迁居至北京，但家中很多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南方的方式，比如对祖父母的称呼就沿用了南方的叫法。我的母亲出生在北京，因为是头胎，当时家人特意请林巧稚医生帮助外婆生产。1964年，那时还未曾相识的我的父母分别从天津出发去了新疆。直到我五岁的那一年，他们带我从边疆小镇，辗转千里举家返城到了唐山，和外公一起生活。
外公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这种严格反映在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上尤甚。忘记是哪一年了，家里有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每天晚上新闻前，总会有一段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从电视机中飘出来，每到那一刻，外公总是要求我肃立不语，直至旋律结束。幼时的我极为不解，为此好像还与外公争执过。2013年10月去泰国在清迈逛周末市集，人头攒动的小巷子窄窄长长，我手拿一个旅行枕正在问价，忽然察觉漂亮的老板娘肃立不语，面朝远方，再暗自打量周边人，也同样不语而立，侧耳远方正飘来一段旋律，我立刻反应过来那应该是泰国的国歌。那一刻，在那个熙攘的市集上，我想起了很多，说不出这行为是一份热爱、敬仰还是习惯，只是待我懂得那年的外公，已过了三十年。
对于如我一样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在随父辈走南闯北中长大的，学校里的同龄人也大多如此，面对操着各种口音的同学，好像任何一种乡音都不会显得突兀。一种腔调背后不一定是一片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但一定是一段记忆，一段长时间的生活记忆，就像普通话字正腔圆的我的母亲，和迁居异地很多年乡音难改的我的父亲。离开新疆之后，我在唐山长大，偶尔去天津看望一众亲友，而熟练掌握普通话、唐山话和天津话的我，依然很难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归属感。
从家坐公车到火车站，再坐火车到天津，再坐车到家，这一条当年外公经常往返的归家之路，在成长的记忆中走过无数次。每逢年节，父母会带着我，拎着大包小包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婆和我的奶奶，而这一条路，也越走越短。十六岁后的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独自走一遍这条路。印象中从家到火车站要坐一小时四十分钟的公共汽车，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可以坐小巴车五十分钟左右到达，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售票员每站揽客的时间长短。那一条路上的每一个停靠站，当年我都如数家珍，像是闯关游戏一样，一关关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