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
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
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
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到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
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
八
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
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
九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2015年8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