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到：“等到人类坐一等车厢而文学只能挤货运车厢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也就完蛋了。”①我是从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并接受这句话的。我相信上帝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相信上帝不是真理，只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
我的世界还不算太糟糕，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远离文学，甚至还在努力回到文学。近几年，由于经常去各地做讲座，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飞机上写一首诗。这多少有点像是行为艺术。我应该感谢上苍，同时感谢自己有这样一个念头，能够在天上写一首诗，当我重新回到大地，大地上多了一首诗。
我至今依旧认为，寻找一种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是一件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我重新拾起诗歌，并非想当诗人，而且我也深知诗歌在表达上的局限性。我宁愿将这种回归视为我对自我表达的完整性的一次补充，而非替代。无论是思辨、抒情还是嘲讽，我试图借助诗歌文本所具有的开放性及内在张力，申明我的存在和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感悟。
这个世界很奇妙，有些曾经淹没的东西，会慢慢回来。尤其最近几年，我明显感觉到了诗歌的回归。一切就像胡适在1938年的忆旧诗里所写的那样——“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①而透过我写在前面的一些关于诗歌的回忆与思考，我忽然发现，其实诗歌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正如星星没有离开天空。
没有谁可以改变过去，所有的回望都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未来。就在我着手写这篇长序时，我特别抽空去电影院看了张艺谋的《归来》。我很高兴地看到，近两年中国出了几部好电影，包括此前被严重低估的电影《一九四二》。该片结尾可谓奇峰突起，逃难中的地主最后决定由“西进”改为“东归”，“想死得离家近一点”。这个细节，让《一九四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反映中国人生活的心灵史诗。《归来》同样给了我不少触动。它讲述了失忆年代人们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在现实中无家可归，对苦难又无处追问。剩下的只有漫长的等待，无所谓绝望，无所谓希望。这是一部关于等待的电影，结尾更显意味深长，答案（陆焉识）就在问题（冯婉瑜）旁，但答案不得不屈从问题，一起等下去。这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不是吗？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书名出自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句话。我借用它，既是因为喜欢，也是为了向带给我这部心灵圣经的罗曼·罗兰致敬。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宣告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在二十年前脱胎换骨。罗兰说，一个人想播撒阳光就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这句话治好了我的忧郁。即使在一个困厄的年代，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内心明亮的人。无论如何，我们的心中总还是要有美和美的能力。就像有人说的——历史已经写好了，只剩下诗歌和音乐。
最后，我还要把相同的敬意奉献给所有让我在诗与思的道路上深受其益的人类之子。无论我们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已铭记了他们曾经赠予我的可以温暖一生的意义。
2014年7月3日完稿于东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