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与思的辩难中，我看到的最有力的文字来自同样“富有热情与痛苦”的雪莱。1821年，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写到，推理与想象是人类的两种活动，自有人类即有诗。而语言最初的发明，本身就是诗。在他看来，广义的诗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诗人的隐喻式表达，思想的片断，层出不穷的联想，这些虽然不能绘出人类思想的全景，却有助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目的，领会世间的真善美。“诗掀开了帐幔，显露出世间隐藏的美，使得平凡的事物也仿佛是不平凡；诗再现它所表现的一切。”自古以来，当科学攻城略地不断扩大我们生活的疆土时，诗歌已经借着想象，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所以，雪莱赞美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我常常为英年早逝的雪莱的生命感动不已，虽然我至今没能参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但也正是这种荒谬而无望，给了我们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可能。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借此击碎现实的荒谬。正如辛波斯卡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既然诗歌与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一定程度上属于私域范畴，那么，自古希腊以来的这场诗与思的争辩就显得荒谬无比，驱逐诗人更是无从谈起。诗歌不同于社论，虽然人们也会将它拿出来发表，但是它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有些诗歌，读者看不懂，作者自己或许也不全懂，但是无关紧要。世界在模糊中运转，他需要的可能只是获得一种审美上的存在感，至于交流，以及什么是美，都在其次了。
这不表示我鼓励诗人都去自说自话，固步自封。既然文学首先是人学，既然诗关系到人的自我塑造，那么，诗歌也因此具有了某种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私有性，还是公共性，诗的价值都在于意义的赋予和美的呈现。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还交织着一个文学搭建起来的意义领域，安放写作者的灵魂。
我时常提起，尽管我读过些理论书，也写过些评论，但真正让我终生受益、恩泽灵魂的还是文学。究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为我塑造了一颗超拔现实的灵魂。我虽然不曾信仰某一个具体的宗教，但在我看来，诸如《圣经》在内的许多宗教经典，其所用的语言也都是文学的语言。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拯救这个世界，而在于你可以借着好的作品丰富你的内心，保持你意义世界的完整。这是一个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地，即使世界崩溃，你的意义维度还在。人有追求意义的激情，也有逃避意义的激情，但人终归生活在意义的世界里。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命和意义，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要让世界改变你。这一点，在我读席勒的《我的信仰》时体会尤深。
我信什么教？你举出的宗教，我一概
不信。——为什么全不信？——因为我有信仰。
关于信仰，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的话同样耐人寻味——“假使每个人都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
存在之诗
生活有许多巧合，思考也是。就像我中学时写诗，将睫毛比作栅栏，后来在诗刊上也看到了相同的比喻。我不是在阅读了哲学书籍后才接受有关存在的哲学的，它更多源于我日常的思考。这种巧合让我欣喜，也让我失落。欣喜的是我可以在思考的路上走很远，失落的是别人已经走在前面，比如加缪，好像也没有我什么事了。当然，就思考人的本质而言，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我承认人生是荒谬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人内在的神性，承认意义女神对每一个生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