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这种“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圣雄甘地一次次在他的演说中提到雪莱的这首诗。
人的成长得益于家庭、社会和他可能接触到的书籍。我虽然生在穷乡僻壤，但还是受到了来自世界文明之光的照耀，并且在少不更事的年纪长出了点济世的情怀。前面提到我去《九江日报》社投稿，记得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编辑。大概是因为我说了些忧国忧民的话，加上我带去的伤感的文字，在送我出编辑部时，这位编辑和他的同行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啊，比我们这代人还要忧郁。”起初我不是太理解这句话，不过后来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自我乃忧郁之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相较于父辈，心里装了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在中学时代的这点诗歌缘，无疑得益于八十年代的诗歌热。那时中国各地的学校，成立最多的社团就是诗社。有诗人不无夸张地回忆，当年在城里坐公交车如果没带钱，只要大喊一声“我是诗人”就可以免票。不少狂热的诗人，甚至像此前的红卫兵一样去各地串联。二者不同的是，红卫兵试图颠覆的是现实世界，而诗人们试图重构的是意义世界，他们构建自己的想象王国而不必摧毁现实世界。在此意义上，我相信：因为拥有自己内在的世界，诗人本质上是温和的。
八十年代不愧是一个理性和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①。至于当年的《九江日报》，因为刊登了大量当地文学爱好者的诗歌和散文，同样让我受益匪浅。我曾经为这份报纸做了一本厚厚的诗歌剪报，并且保留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中学时写的一些新诗，由于没有随我进城，最后都烂在了老家的茅坑里。唯一熟记的只有一首旧体诗：
高山一曲秋风颂，
世间英物寂寞云。
这是其中一句，那年我十六岁。它是我内心的声音，永远伴我飘泊，永远挥之不去。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此我并不完全认同。与此相反，我更想追问的是：在苦难之后，人们有什么理由遗忘诗歌？相较于八十年代，我所经历的九十年代几乎乏善可陈。大多数人对于诗歌的热情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拐角渐渐消失了。而我的大学生活，虽说“光荣孤立”，却也一事无成。那时候我游游荡荡，抽烟、喝酒，时而在拆开的烟盒纸上写一首古体诗，生活几乎没有快乐可言。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笔下忧郁的文字，彻底毁了我的人生。
那是一个忧郁的年代，我患上了轻度忧郁症。大二的时候，我曾带着自己的几首古体诗去找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聊天。那是我第一次进学者的书房，当时他还住在南开大学北村。刘先生后来经常向别人推荐我，最早是因为他喜欢我的一首诗：
我为天园殉此心，夜蓝酒醒梦白云。
欲将血泪寄旧友，飘洒桦林作雨声。
类似忧郁的诗歌，虽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却也帮我结下了些人缘。我与刘先生的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只是时至今日，我并不太愿意翻开当年的那些文字，那些“黑暗的赤诚”。大学时我曾经写过一篇不短的小说，活生生把主人公给写没了——可惜我又不能像柯艾略①写《维罗妮卡决定去死》时那样深刻。每当想起那些诗文，我总觉得有个灰暗的烟囱正在伸进我的大脑。当年之我，整日无所事事，精神上却像个“殉道者”。好在生活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成就了意气风发之今我。然而，对于过去的我，正如我在《你是你的沧海一粟》中所要表达的——今日之我不能回到过去，为过去之我指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