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引爆了一场论争，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这为她开启了一个仍旧极有工作效率但却充满矛盾的十年。一方面大量的演讲邀约使她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在公共场合她又经常处于守势。这期间，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渴望对政治事件进行反思，她再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欧美和以色列的犹太知识阶层中遭受唾弃的境遇。除了个别英文和德文的简明表态之外，原则上她也任凭朋友们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去。玛丽·麦卡锡，她这位结交十年的密友在《党派评论》上撰文为其强烈辩护，尽管很多人仍试图从这本杂志外围排挤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欧洲声援阿伦特，他在（瑞士的）巴塞尔著述有关她著作的问题以及由艾希曼的审判派生出来的法律问题，并且还接受采访。在以色列，她不但没有辩护人，而且还必须承受来自老友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的疏远。
当这场论争还在继续发酵之时，阿伦特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有关艾希曼的问题。她试图跳出“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告”的思想框架，对她提出的艾希曼的“无思无想”进行进一步的哲学探究；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在其世俗的道德哲学基础上以效忠“元首”意志取代自己的判断。她仍然能够回忆起，当她在法庭上观察艾希曼时也自问：“或许可以将这种思想归结为让人行恶或拒绝做坏事的条件？这种固有的或吸引注意力的、探究一切的习惯并不顾及结果和特殊的内容。”（LG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