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巴黎，阿伦特继续为这家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同时她还为一个叫作青年阿利亚的、专门负责为年轻的德国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安排行程的组织工作（她本人就曾陪同过一个旅行团）。在巴黎她找到了流亡者的社团，其中不乏来自柏林的左翼政治积极分子和知识精英。他们与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法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咖啡馆相聚。那时，她与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建立了友谊。最重要的关系无疑是与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他出身于劳动阶层，也是非犹太裔的柏林人。他拥有独立的精神品格，自学成才。他曾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追随者和斯巴达克同盟的积极分子。跟他交往阿伦特起初非常谨慎，因为她深信，不会再与别人建立像10年前她与海德格尔那样的关系。然而，那些1936～1937年她和布吕歇尔之间往来的信件（BwBl 33-85;见第2章第10节第1部分）表明，他改变了她的初衷。因为他是一个如此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人：具有国际视野，富有人情味，并且善于与人建立深厚的友谊。为了她，他愿意奉献。他还迷恋她的思想。当阿伦特结束与其前夫施特恩的法律关系后，于1940年与布吕歇尔在巴黎结婚。这也使他们移民纽约成为可能，结束了拘留营里两周的磨难。此拘留营是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特为“敌国侨民”设立的。她的逃亡路线，即经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里斯本。这与瓦尔特·本雅明试图逃亡的路线相似，然而他却在西班牙边境受阻，最终选择了自杀。
后来，阿伦特成功地将母亲接到纽约，从此三个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他们设法去挣钱，学习英语，每天都在问自己，今天的新闻早报上又报道了什么令人愤怒的、从欧洲战场上传来的骇人听闻的消息。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成了工厂的工人，阿伦特的母亲负责家务。阿伦特则用日渐熟练的英文撰写书评，同时她还为一份销量不错的、名为《建设》的德文日报的政治专栏供稿（见本书第2章第3节）。像在巴黎一样，她们也找到互助友爱的流亡者社团，认识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接触到一个《党派评论》的读者群。利用这些关系阿伦特在布鲁克林学院找到了一份当讲师的兼职工作，还在犹太关系论坛为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萨洛·拜伦工作。她最终成为朔肯图书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编辑。这份工作使得她能够将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介绍给美国读者，并使之出名。阿伦特旷日持久地确立安定的新生活，得益于布吕歇尔的坚韧。1942~1943年冬，当她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时，便致力于研究在欧洲以及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如何理解它们的问题。在《建设》的政治专栏写作之余，阿伦特开始着手撰写最终被命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见德文版《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见本书第2章第4节第1部分）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