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兴禅林风月集》诸抄本之差异



一、引言

晚宋孔汝霖编集、萧澥校正的《中兴禅林风月集》(下简称《风月集》)三卷,在中国本土久佚,然在日本却有多种抄本存世,且有日僧之注。此书国内学界一直未悉,最近始由张如安、傅璇琮二先生公之于世

见《文献》2004年第4期文《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

,对此书之文献价值多有揭橥,然仍有待发之覆。

张、傅二先生文所用的底本为京都龙谷大学所藏的有注本(下简称龙谷本)。笔者手边亦正好有此书两个抄本并与龙谷本皆不同,一为有注本,收于大塚光信先生所编《新抄物资料集成》

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00年10月版。本文所用有关《风月集》之资料,皆为好友永田知之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第一卷(下简称《集成》本),原本藏于日本京都府立总合资料馆;一为无注本,原本藏于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平松文库(下简称平松本)。另外京都府立总合资料馆藏有日本室町时代(1392—1513)末期禅僧惟高妙安(1480—1567)的《中兴禅林风月集抄》

载日本近代语学会编《近代语研究》第四集(解题、翻刻编),东京:武藏野书院,1974年3月版。

,是用室町时代的俗语对《中兴禅林风月集》加以注释之书。据柳田征司先生《中兴禅林风月集抄》解题云,《风月集》在日本有以下藏本:(1)蓬左文库藏《中兴禅林风月集》写本一册,(2)驹泽大学图书馆藏《中兴禅林风月集》写本一册,(3)驹泽大学图书馆藏《中兴禅林风月集》刊本二册,(4)龙谷大学图书馆藏《中兴禅林风月集注》写本一册,(5)驹泽大学图书馆藏《中兴诗》写本一册,(6)内阁文库藏《中兴禅林风月》写本一册。据柳田先生《解题》言,这六个本子中,(5)和(6)只有本文而无注,(1)至(4)本皆有注。除第(3)本未见外,(1)、(2)和(4)本的注也有差异,(1)、(2)本的注比较详细

载《惟高妙安〈中兴禅林风月集抄〉》卷首,见日本近代语学会编《近代语研究》第四集(解题、翻刻编)。

《风月集》的编者孔汝霖生平不详,而校正者萧澥是晚宋的江湖诗派诗人。孔汝霖可能也是晚宋时期一位下层的诗人。他们合作编纂《风月集》并不是偶然的。晚宋时期出现了数部唐宋诗僧选本,至今仍存三部,一部是李龏所编的《唐僧弘秀集》,一部是陈起所编的《圣宋高僧诗选》,一部即是《风月集》

另外还有旧题宋末元初诗僧宗憩松坡所编僧诗选集《江湖风月集》,因所选之诗僧不少已入元,此处暂不赘,笔者有专文讨论该书。

。我们可以发现,这三部诗僧选本的编校者皆是南宋江湖诗派的成员,这可能因为江湖诗派诗人的地位与这些诗僧的地位差不多,而且江湖诗派的成员中有很多是诗僧。相同的身份认同,使这些江湖诗派的编者将目光注意到这些诗僧身上。

《风月集》全书三卷,前两卷专选七言绝句,后一卷专选五言绝句,全书由一百首五七言绝句构成。这与晚宋的诗歌选本喜选绝句的时代风气不无关系,如刘克庄编有《本朝五七言绝句》、《中兴五七言绝句》、《本朝绝句续选》、《中兴绝句续选》,赵蕃与韩淲合选的《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所选之诗皆为唐人七言绝句,于济、蔡正孙所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所选也全部是七言绝句。比较一下,《风月集》与《联珠诗格》两书所选有不少相同的诗:

《联珠诗格》并非完全以僧诗为主,《风月集》与《联珠诗格》在选诗上的相似性,说明了两书可能有共同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说明了两书所选在当时可能皆是名作,如道潜的《临平道中》,据《冷斋夜话》卷六载就曾受到苏轼的揄扬

《冷斋夜话》卷四:“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语逼真处:‘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时从东坡在黄州,京师士大夫以书抵坡曰:‘闻公与诗僧相从,真东山胜游也。’坡以书示潜,诵前句,笑曰:‘此吾师十四字师号耳。’”张师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本,第39页。

;又《诗人玉屑》卷二十也记载了朱熹对志南的《江上春日》赞扬

《诗人玉屑》卷二十引《柳溪近录》云:“僧志南诗云:‘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晦庵当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馀,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云),余深爱之。”《诗人玉屑》,第451页。

此书在日本有多种抄注本,其传入日本的时间也不能一概而论。《集成》本末有一行字云:“文禄五稔孟冬廿二NB023书之。”文禄五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那么注本的年代可能早于此。而柳田征司先生在《中兴禅林风月集抄》的解题中引惟高妙安观点认为,此注“据说”是镰仓时代(1192—1333)的日本僧人所注。笔者认为可能并不准确。

按此书卷中有行肇《采梅》一诗,注引戴益《探春诗》云:“终日寻春不见春,杖藜踏破几重云。归来试把梅梢看,春在枝头已十分。”此诗又见《鹤林玉露》乙编卷六,作者作一女尼。又见南宋陈模所编《怀古录》卷中,作者则作江西诗客王某

见郑必俊《怀古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页。

。此诗署作戴益的,仅见于《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卷八,题正作《探春》,可见《风月集》的注者见过《联珠诗格》,并且接受了《联珠诗格》的看法。又如卷上显万《杜鹃》诗注引用了何应龙的《杜鹃》诗:“君若思皈可便皈,故乡只有锦城西。不知底事留君住,即向空山日夜啼。”此诗亦见《联珠诗格》卷七,题正作《杜鹃》。再如卷上义铦《尝北梨》一诗注云:“言老来常向初年感想,其物华而易伤情也,况也梨生于北,忽得尝其风味之清新,而不见其花乎?南北之限,有感伤意也。”此诗亦见《联珠诗格》卷十三,蔡正孙注云:“梨生于北,食其实而不见其花。南北之限,有感伤意。”比较两注颇为相似,《风月集》之注极可能受到蔡注的影响。那么《联珠诗格》是何时传到日本的呢?此书在日本最早的版本为五山版,日本学者川濑一马所著的《五山版の研究》第三章《五山版の隆昌期—南北朝に於ける五山版—》、附章《五山版的残存版本》附二《解说篇》中就著录《联珠诗格》有日本的五山版,并云:“南北朝刊。……大概为大陆来朝之刻工的刻本。”

川濑一马著《五山版の研究》,东京: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年版,第491页。

日本南北朝时代,始于1336年,终于1392年,相当于中国的元明之际,那么刻工所用之本可能更早。《联珠诗格》有蔡正孙庚子年(元大德四年[1300])之序,可见其成书于元大德四年,其流传至域外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日本最早刊刻流行此书可能就在南北朝时代,《风月集》受到其影响还要稍后一点时间。

上村观光先生《五山诗僧传》记载五山时期的禅僧万里周九(或作万里集九,1428—?)有“中兴禅林诗抄”

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别卷卷一,京都:思文阁,1973年版,第329页。

。尽管他没有记载资料出处,但我相信他一定有其资料来源的。万里集九是五山著名的诗僧及学者,著有苏轼的诗注《天下白》及黄庭坚诗注《帐中香》二十卷,对宋代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所以由他来注释《中兴禅林风月集》是可能的。如果万里集九注释的就是《集成》本所收的《风月集》的话,则可以确定《风月集注》产生于15世纪中后期。如果惟高妙安所据不是万里集九注本的话,而惟高妙安作《中兴禅林风月集抄》的时间,据柳田征司先生研究可能在天文九年(1540)以后;那么至迟1540年之前,《集成》本的《风月集注》已完成,所以《集成》本《风月集》的注释时间大致在1336至1540年间

又惟高妙安整理的室町时代中期京都相国寺禅师瑞溪周凤(1392—1473)的日记《卧云日件录拔尤》记载了瑞溪周凤在应仁元年(1467)六月十九日日记中有诗曰:“相过旧宾客,不换野衣裳。磨老出茶迟,春衣再入绵。”第二句到第四句,瑞溪周凤自注皆云出自“中兴江湖集”。可见《风月集》在瑞溪周凤的时代已经开始流行。《卧云日件录拔尤》并没有记载瑞溪周凤读的是白文还是有注本,极有可能是有注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古记录·卧云日件录拔尤》,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79页。奇怪的是,这几句今本《中兴禅林风月集》并未见,俟考。

二、《中兴禅林风月集》诸抄本之差异

《风月集》的日本注者在此书的序中说:

孔汝霖编集之、萧澥校正之,未听有注者,盖有之,未行于世欤?近代往往颇有注者,未听出于名家,但道听而途说类也。虽愚不敏,遂集诸家善说以注集之,犹何晏集解《论语》也。

可见,此书日本的注本也有多种,而此本注者所作的工作如同何晏《论语集解》一样,作了一个集解的工作。《风月集》的版本情况很是复杂,不但有注本与无注本不同,就是有注本之间也不同。

笔者比较了《集成》本与平松本的《风月集》,除了有注与无注之别外,两书亦有不少差异之处(有关《风月集》之排序及文本参见上揭张、傅二先生文)。首先是文本上的差异,如卷上道潜《东园》第一句,《集成》本作“曲渚回塘孰共期”;而平松本,“共”作“与”。又《巴江秋夕》作者,《集成》本作“保暹”,而平松本作“法全”。又道全诗,《集成》本作《秋晚》,而平松本作《秋晓》。《崇真观》作者,《集成》本作“永际”,而平松本作“永隆”。《宿道场云峰阁下》,《集成》本署作者“道璨”,平松本则未署作者。《降虏》作者,《集成》本作“宝泽”,平松本作“宗璹”。《多景楼北望》作者,《集成》本作“祖阮”,平松本作“祖沅”。《秋夜》作者,《集成》本未署作者,平松本作“可翔”。再如卷中,《天衣故寺》作者,《集成》本作“宝莹”,而平松本作“宗营”。《访道士不值》作者,《集成》本作“觉真”,平松本作“觉新”。《怀人》、《闻雁》作者,《集成》本作子蒙,平松本作永聪。又如卷下,《雨中怀人》作者,《集成》本作“中宝”,平松本作“仲宝”。

其次是诗人排序上的差异,如卷上《集成》本道全《秋晚》在昙莹《姚江》之前,而平松本相反,而昙莹之诗《睡起》未署名,则亦误作道全之诗。卷中妙通《春梦》下,《集成》本为宗敬《纸帐》(此诗在如广《今秋无月》下),平松本则为阙名《偶题》(此诗《集成》本署景偲作)。而景偲《春夜》诗,《集成》本在宗敬《纸帐》后,而平松本在守辉《废址》后。《八月十四日夜简印书记》一诗,《集成》本作守辉诗,在守辉诗《废址》后,而平松本作嗣持诗,在嗣持《西湖》后。

从上可见,平松本多有错简,作者署名亦多有张冠李戴之处,但也存在不少异文可资校勘《集成》本。而《集成》本亦有讹误,明显的是《怀人》、《闻雁》二诗的作者,应从平松本作永聪。因为《集成》本在《闻雁》的下首又署作者名“子蒙”,根据此书的体例,作者承前省的,一般不署名,不会同一作者的诗每一首都署名。

笔者又比照了张、傅二先生文所附的龙谷本与《集成》本的文本,发现两本在文本上亦有不少差异。

首先两本的序就有差异,最明显的是:龙谷本序无注,而《集成》本序有注。龙谷本“中间起诗家之法谓也”,《集成》本作“中间起诗家之法语也”。龙谷本有“禅林者何乎?禅者所述之称也”,而《集成》本此两句则脱。龙谷本“然则中兴禅林者,诚是该六义、三体,谐五音、六律”,而《集成》本作“然则中兴禅林者,诚是该六义、三体,五音、六律谐”。以此视之,龙谷本序之文本优于《集成》本。

又,卷上《崇真观》的作者,龙谷本同平松本作“永隆”,而《集成》本作“永际”;《降虏》的作者,龙谷本同平松本作“宗璹”,而《集成》本作“宝泽”。《多景楼北望》的作者,龙谷本“祖元”,而《集成》本作“祖阮”。道璨诗《送汤晦静赴盱江守》,龙谷本作“汤晦静”,而《集成》本及平松本皆作“阳晦静”。《秋夜》的作者,龙谷本作“若玢”,《集成》本及平松本皆作“若珍”。卷中,《仙女石》作者,龙谷本作“正逻”,而《集成》本及平松本皆作“正暹”。卷中《子规》及《别故人》的作者,龙谷本作“海径”,而《集成》本及平松本皆作“海经”。卷下《雨中怀人》的作者,龙谷本同平松本作“仲宝”,而《集成》本作“中宝”。

由于并没有见到龙谷本的全貌,仅就张、傅二先生文所附的复森《江上夜眺》一诗书影来看,二本的注者可能并不相同,下面列表示之:

2.眺,望也,远视也。

3.山隐僧。

4.山阴之僧也。

从上可见,两本的注差不多完全不同,但注释的风格很是相似,即都引中国古诗以证诗中的用典。龙谷本引证出典多一些,而《集成》本还有部分诗意解释和诗歌评论。就此诗而言,《集成》本注作者为“山阴之僧”似比龙谷本注“山隐僧”正确。

另外,关于每首诗下作者的小传,两本亦有差异,下面列表以示之:

比较两本,就作者小传而言,二本差异也很大,如子蒙的传,龙谷本云:“天台僧。”而《集成》本云:“天竺寺之僧也。”两本不太相同。但笔者认为《集成》本似优于龙谷本。首先,《集成》本提供的资料可以纠正龙谷本之失,如卷中法渊《蝶》一诗虽未收于《全宋诗》,但于济、蔡正孙所编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卷十一收有此诗,作者正署作僧别舸,可见法渊,号别舸,而非别船。其次,两本著录诗僧资料的顺序也不同,龙谷本有时是先号后字,而《集成》本是先字后号;龙谷本先里籍后字号,而《集成》本是先字号后里籍,似乎《集成》本比较合理。再次,《集成》本提供资料的丰富性也超过龙谷本,可以补充不少关于作者生平资料的新信息,如大椿,龙谷本无传,而《集成》本则有很长的小传。再如希颜,龙谷本仅言其为“关乡僧”,而《集成》本则云:“浙江人也。住元广寺,有录号曰《希颜录》,行于世也。”信息量明显比龙谷本大很多。再如若珍,龙谷本仅言其号,而《集成》本不但有号,而且有字及籍贯。可见,《集成》本的资料比龙谷本丰富,准确性也较龙谷本高。本文之研究,也以《集成》本《风月集》为中心。

三、《中兴禅林风月集》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再探

张、傅二先生文对《风月集》在诗僧生平、宋诗校勘、辑佚方面的文献价值已经做了初步的研究。不过,《风月集》的文献价值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首先,《风月集》对于《全宋诗》、《宋僧录》

李国玲编著《宋僧录》,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版。

中诗人小传多可补充。如蕴常,《风月集》小传云:“字不轻,号野云,金山寺无用弟子也。”《全宋诗》卷一二八八、《宋僧录》下页一○五五皆有其传,仅言其字号,未言其师承,可据此补。此处金山寺僧无用,《宋僧录》亦未收,可据补。又如道全,《宋僧录》下页八○九仅言其字“大同”,而《风月集》则亦保存了其号“月庵”,可据补。

此外,最富有价值的是,《风月集》的小传还注明此僧所属的禅宗之派,对了解宋代禅宗史有很大价值,同时对认识禅宗在两宋的流衍亦有一定帮助,今略举数例说明如次:

1.卷上法具小传云:“字圆复,号化庵,大鉴派僧。”按:法具,《宋诗纪事》卷九十二、《全宋诗》卷一五三七、《宋僧录》上页三二一有传,仅言其字,皆未言其所属宗派。“大鉴”即六祖慧能,唐宪宗追谥六祖慧能为“大鉴禅师”,所谓“大鉴派僧”表明其是禅宗的信徒。

2.卷上志南小传云:“武夷僧也,雪豆派也。”“雪豆”即“雪窦”,也即雪窦重显,属云门宗青原行思下九世。

3.卷上法照小传云:“天台僧,号晦岩,大川弟子。”大川,即大川普济(1179—1253),乃圆悟克勤四传弟子(圆悟克勤—大慧宗杲—佛照德光—浙翁如琰—大川普济)。知其为普济弟子,其生活年代也可确定在晚宋。法照,《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三、《全宋诗》卷三○二○、《宋僧录》上页三四五有传,俱未言其为大川普济弟子,可补史阙。

4.卷上志道小传云:“会稽人,号萝屋,痴绝派也。”痴绝,即痴绝道冲(1169—1250)。志道,《全宋诗》、《宋僧录》皆无传,既为痴绝派僧,可知其生活年代在南宋,可补上书之阙。

5.卷上绍嵩小传云:“字亚愚,青原人也。痴绝派僧也。”绍嵩,《全宋诗》卷三二三三、《宋僧录》下页六五三有传,皆未云其为“痴绝派僧”,可补遗。

6.卷上永际小传云:“号广岩,南州人,大川派也。”永际,《全宋诗》、《宋僧录》皆无传,既为大川派僧,可知其生活年代在晚宋。

7.卷上祖阮小传云:“字叔圆,又翁渊,号清溪,即密庵派僧。”密庵,即密庵咸杰(1118—1186),临济宗杨岐派分支虎丘派僧,为南岳下十七世,天童昙华禅师法嗣。祖阮,《全宋诗》、《宋僧录》皆无传,既为密庵派僧,可知其生活年代在南宋。又根据日本禅宗史记载,密庵门下的禅僧大多因宋朝的灭亡而来到日本,那么祖阮可能是宋末流亡到日本的禅僧

参见有马赖底著,姚长寿译《禅的流派》,载河北佛教学院主办《禅》,1989年第1期。

8.卷上永颐小传云:“蜀成都人也,字山老,号云泉,无准派僧也。”所谓“无准”,即无准师范(1177—1249),为南岳下十九世,破庵祖先禅师法嗣。永颐,《全宋诗》卷三○二一、《宋僧录》上页一二一有传,皆未言其为无准派僧,可补传阙。

9.卷中若溪小传云:“霅川僧,号云壑,雪豆派僧。”若溪,《全宋诗》、《宋僧录》皆无传,既为雪窦派僧,可知其为云门宗僧人。以上诗僧大部分属于临济宗,可见临济宗在两宋的兴盛。

其次,《风月集》的注还提供了不少关于两宋诗僧文集的讯息。《风月集》所收的诗人中有不少有文集流传于世,如道潜有《参寥子诗集》十二卷、绍嵩有《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七卷、居简有《北磵文集》十卷、宝昙有《橘洲文集》十卷、善珍有《藏叟摘稿》二卷、道璨有《柳塘外集》四卷,又有文集《无文印》二十卷、永颐有《云泉诗集》一卷等等。《风月集》之注可能成于元明之际,其中所载的关于这些文集的资料保存了这些文集不同版本的面貌:

1.道潜《江山秋夜》题注云:“本集题作《江城秋雨》。”(此诗《四部丛刊》本《参寥子诗集》卷一题作《江上秋夜》),又道潜《东园》题注云:“本集题《东园独步》。”(此诗《四部丛刊》本《参寥子诗集》卷一题作《东园》)。

2.道璨《送阳晦静赴旴江守》题注云:“本集题云《送起旴江守阳先生》。”(此诗《柳塘外集》卷一作《迎晦静汤先生》)又道璨《上丞相郑青山》,《柳塘外集》卷一作《上安晚节丞相三首》之一;此诗首句“空在苍波白鸟间”注云:“‘空’字,本集作‘送’字。”亦可资校勘。

3.善珍小传云:“字藏叟,青原人也。《文集序》云:‘是金山诗,诗云:薄霭遮明日,皈雕带北云。’”善珍有《藏叟摘稿》,然其序已亡,此注保存了其文集之序的部分内容。

4.志南,生平不详,仅知朱熹曾称赏其诗,史亦未载其有文集,其《江上春日》题注云:“本集题《春日江上闲步》也。”可见其有文集的,且东传日本,惜已亡佚。

5.大椿,史未载其有文集,然《风月集》作者题下注云其有“《猿吟文集》十卷行于世”。

6.惠峰,生平不详,《风月集》作者题下注云:“有文集四十六卷,号《草堂集》。”

7.智逸,生平不详,《风月集》作者题下注云:“诗集二卷行于世。”

8.宝莹,生平不详,《风月集》作者题下注云:“诗集一卷在。”

可见这些诗人在《风月集》注诗的年代仍有文集存世的,惜其后来亡佚。《风月集》对于《全宋诗》的校勘价值,张、傅二先生文已有一些陈说,今以诗题异文为例,再补充说明,如《全宋诗》卷二○七三守璋《晚春》,《风月集》卷下题作《春晚》;《全宋诗》卷二七二五义铦《春怀》,《风月集》卷下题作《睡起》;《全宋诗》卷九一○清顺《西湖僧舍》,《风月集》卷下题作《深坞》;《全宋诗》卷一○五二景淳《绝句》,《风月集》卷下题作《后夜》,明显优于《全宋诗》。

再次,《风月集》的编选已在晚宋,两位编选者生活在危机重重的时代,现实时时刺激着他们,他们编选的《风月集》也充满了现实感。《风月集》中的一些诗就很有史料价值,对于我们了解晚宋的时代风貌大有助益。

南宋后期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内忧外患,最大的威胁仍来自北方,而广大士人念兹在兹的仍是恢复中原的梦想,即使是身为缁流的诗僧也无不怀抱着这个理想。卷上义铦《尝北梨》云:

每到年头感物华,新尝梨到野人家。

甘酸尚带中原味,肠断春风不见花。

由于南北的限隔,虽然尝到的梨来自北方,带着中原的风味,但却无法看到其花。其中渗透着中原沦丧、南北相隔的感伤。此诗注云:“言老来常向初年感想,其物华而易伤情也,况也梨生于北,忽得尝其风味之清新,而不见其花乎?南北之限,有感伤意也。又云尝之便珍果,甘酸尚带中原味也,况也人而无中原之情乎?中原,开封府也。”可谓能得诗人之心。再如卷上祖阮《多景楼北望》:

东风吹散一江云,客子楼头易断魂。

但见碧天随地远,不知何处是中原。

注云:“中原者,指汴京也,祖阮旧里也。望之隔天涯万里也。”这两首诗注都特别强调中原是北宋故都汴京,无疑是在提醒读者如今故都沦陷,中原板荡的事实。汴京不但是故都,而且也是自己的故乡,如今也只能登上高楼凭空北望而已。国破家亡之恨,隐约其中。卷上法照《福州开元宫》:

七庙阶前朝拜时,御香清裛老臣衣。

百年故国深宫梦,应与归鸿向北飞。

所谓“七庙”指是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英宗、哲宗七庙。此诗注云:“徽宗之时,东京为北虏所亡,宫司负得太庙之中七位神牌至福州,建宫安置之,号曰‘开元宫’。”国家象征的太庙已经沦落到栖身福州之地步,可见此时朝廷之朝不保夕,政局之动荡。“百年故国深宫梦,应与归鸿向北飞”,梦里还渴望着回到北方中原,可见恢复中原梦想之殷切。

而且不少诗也透露出晚宋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南宋朝廷在强大的蒙古军队进攻下风雨飘摇的政局,如卷上宝昙《岘山图》:

湛辈而今岂有知,滔滔江汉定何时。

无边落日丹枫外,有客来看堕泪碑。

注云:“此诗者,天下离乱兵马之时作也。湛辈已去久,岂知今宋朝之乱世乎?江汉风波固流未息,何时得定止乎?难定止也。”堕泪碑在襄阳,西晋时羊祜守襄阳有德政,边境安宁,深得晋、吴两国百姓爱戴。而晚宋时的襄阳是宋蒙交锋的前线,而历时六年(咸淳三年至咸淳九年,1267—1273)之久的襄阳之围对南宋政局影响甚大,也是宋元战争的分水岭。诗人看到《岘山图》想到昔日羊祜守襄阳时天下安宁,如今扰攘不安,南宋江山也危如叠卵。卷下宝泽《降虏》:

达哨兵多金哨稀,怕闻坐夏入秋期。

只今跨马弯弓者,曾是襄淮十岁儿。

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但从此南宋直接面对蒙古铁骑的威胁,即所谓“达哨兵多金哨稀”,“达”,即“鞑”。蒙古以宋军败盟之名,灭金后对南宋多次发动进攻,宋蒙边界也不断南移。所谓“只今跨马弯弓者,曾是襄淮十岁儿”指的是,蒙古军中的“跨马弯弓者”,十年多前还是宋朝襄淮前线的少年,如今却成为蒙古征宋军队的先锋,可见宋朝疆土地进一步沦丧,这不仅是宋朝人民的悲哀,也是宋朝政府的悲哀。

还有一些诗呈现了晚宋的社会现实,如卷上法照《台州水后》云:

旧客难闻莫角声,柳行飞絮又清明。

游人不管东流水,自插桃花上废城。

“旧客”即台州当地的居民,一场洪水毁灭了他们的家园,使他们流离失所,所以听到城头的暮角不禁触动心弦,备感生活的残酷。“游人”则指来游玩的“宝贵豪慢之人”(此诗之注语),虽闻暮角也丝毫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游宴享乐。世态之炎凉,人间之冷暖于此可见。此诗无一字褒贬,然其中的辛酸,却力透纸背。卷上大椿《淮民》:

全家百指寄西江,故国山川天一方。

世业膏腴归未得,看人锄地事耕桑。

此诗注云:“以兵马之乱,淮土之民移居于江南。”淮水是宋金的边界,金亡后,蒙古军队不断突过淮水,两淮地区也相继沦陷。当地不愿为胡民的“淮民”便移居到江南,远离“故国”,也就失去了故乡“膏腴”的土地,所以只能看别人“锄地事耕桑”,但“全家百指”的生活又如何解决呢?这首诗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疑问,其实结果在诗中也隐约透露出来了,等待这些背井离乡的“淮民”定是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两首诗用纤细的笔触描绘了晚宋时期下层民众的生活,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民无所依、山河破碎的时代原生态,因而使这些诗具有历史文献无法记载也是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从上可见,《风月集》中的僧诗不但毫无“蔬笋气”,而且流露体现出浓重的现实感及忧生之嗟。

四、《中兴禅林风月集》日僧之注与中国诗学

《风月集》的注者虽然是日本僧人,但其对中国诗学的了解似乎也并非泛泛,且其诗注明显受到中国诗学,特别是唐宋以来诗学的影响。《风月集》序云:

钱塘英实存诗云:“诗者必通禅。”又《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所以至缁白贵贱,皆无不述者也。然则中兴禅林者,诚是该六义、三体,谐五音、六律。当时之法则,后昆之龟鉴也。故读之者得禅门之旨,学之者知诗家之法也。

从上可见,注者的诗学观念仍是比较传统的,认同《诗大序》中关于诗的定义的,而且关于“诗言志”的认识,不但行于儒林,而且“缁白贵贱,皆无不述者也”,可见注者认为这个原则是普世的。卷上善珍《古意》诗注云:

凡诗述志者也。故《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古人作诗无不寄物述怀也。

这里再一次引用《诗大序》的话,可见他对传统儒家诗学观的认同。认为“作诗无不寄物述怀”,则比笼统的“诗言志”更具体。不同的是,从他引用释实存的话“诗者必通禅”

此句原作“诗悟必通禅”,见林昉为释实存《白云集》所作序。

可见,他认为禅与诗是相通的,这也是唐五代以来的新观念,尚颜《读齐己上人集》云:“诗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

《全唐诗》卷八四八,同卷此诗又作栖蟾诗。

又徐寅《雅道机要》亦云:“夫诗者,儒中之禅也。一言契道,万古咸知。”

见张师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从诗、禅相通可见,无疑是在为僧诗正名,也是宣示了僧诗的文学价值,所以注者最后宣布《风月集》的功用不但可以“得禅门之旨”,而且可以“知诗家之法”。总之,注者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唐宋以来诗僧文学的发展,他又认为诗与禅是相通的。

卷上智逸《湘中春日》:“瘦藤七尺带征尘,拨动潇湘一片春。花柳隐然诗态度,倩谁说与晚唐人。”诗注云:

晚唐往往铺叙言语,彩黛篇章,不过风云雪月、草木山川、闺恨客愁、花情酒兴而已。

可见注者认为晚唐诗器局狭小,对其不以为然。这个议论可能受到宋人的影响,吴可《藏海诗话》云:“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

见《历代诗话续编》,第329页。

 卷上道潜《江山秋夜》:“雨暗沧江晚未晴,井梧翻叶动秋声。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浮云浅处明。”注云:

终日雨者,言时世之暗,以喻君不明而行逆政。宋末自哲宗至高宗,时天下乱未休也。井边种梧桐者,为避NFDA2毒井者。言井水沽物而因遍而应人汲引,即喻君子德泽宽施而沾万民而周矣。梧桐者,良杙也。凤凰具五色文章,然不梧桐不栖,不竹食不实,不冷泉不饮,即君子德也。《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云云。虽然天下暗昧,则君子饥禄失处。其身憔悴枯槁,犹井边梧,翻叶动秋声也。(中略)夜半,近明克也。风者,比君之号令。月比君子,浮云比小人。(中略)言以小人,王荆公执权柄,君子东坡之辈被谪杭州,又道潜谓自也。君若拂小人、盗贼,君子德美明矣。

又如道潜《临平道中》:“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注云:

风者,比君子号令也。蒲者,比小人下劣也。君号令不正,则随上人之义指,言王荆公也。(中略)莲花者,不为淤泥污,故以比贤人君子处野逃迹,安其身。

从这两段注文来看,其解诗特别注重诗中物象背后的隐喻,而且这种隐喻都包含着深厚的政治意味,诗中也仿佛存在着“君子—小人”两元对立的紧张。这种解诗方式远源于汉代儒生解《诗经》,近则源于唐五代诗格中以“物象类型”来论诗,往往以物象来比喻朝廷政治,如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论引古证用物象”云:

四时物象节候者,诗家之血脉也。比讽君臣之化深。《毛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雷,比教令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贤人他适之比也。陶潜《咏贫士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以孤云比贫士也。以上例多,不能广引,作者可三隅反也。”

《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79页。

又“论总例物象”云:

天地、日月、夫妇,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钟声,国中用武,变此正声也。石磬,贤人声价变,忠臣欲死矣。琴瑟,贤人志气也,又比廉能声价也。九衢、道路,此喻皇道也。笙箫、管笛,男女思时会,变国正声也。同志、知己、故人、乡友、友人,皆比贤人,亦比君臣也。

《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79—380页。

再如,徐寅《雅道机要》“明物象”云:

残月,比佞臣也。珍珠,比仁义也。鸳鸯,比君子也。荆榛,比小人也矣。以上物象不能一一遍举。

同上,第426页。

这种说诗方式,至宋而不减,如旧题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诗有内外意”解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中“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一联云:

诗曰:“旌旗日暖龙蛇动”,“旌旗”,喻号令也;“日暖”,喻明时也;“龙蛇”,喻君臣也。“宫殿风微燕雀高”,“宫殿’,喻朝廷也;“风”,喻政教也;“燕雀”,喻小人也。

同上,第520页。

再如惠洪《天厨禁脔》卷中评杜甫《江村》中“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联云:

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

《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第135页。

从上可见,《风月集》注者的解诗方式与唐五代及宋初诗格解诗完全一致,即都从政治隐喻出发解诗,将诗看作政治寓言,诗中每个物象后都隐藏着政治寓意。这种说诗方式有时候能透视诗背后的意蕴,更多的时候显得穿凿附会,如果说对《江山秋夜》的解释还可能发其深意,因为“浮云”之类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确实有象征意义;但对《临平道中》这一首纯是写景的诗而言,解诗政治气息过浓,就显得阐释过度,也似乎偏离了作者的本意。

卷上“七言绝句”注云:

以七字为一串,或云七言绝句诗,盖起汉武帝柏梁之联句焉。绝句者,绝,截也;句,局也。截八句作四句,前名后对格,后名前对格。

这里将绝句定义为“截句”虽然并不正确,但其诗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元代诗法著作,如元佚名撰《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如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则截前后各两句也。”

见张健《元代诗法校考》,第255页。刘大勤问、王士祯答《师友诗传续录》王士祯云:“所谓截句,谓或截律诗前四句,如后二句对偶者是也,或截律诗后四句,如起二句对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谓。然此等迂拘之说,总无足取。今人或竟以绝句为截句,尤鄙俗可笑。”丁福保辑《清诗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又汪士NB02C《近光集·杂论》:“(绝句)体格虽殊,要之非如宋人所云截八句诗中四句也。”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1页。

张伯伟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日本诗话的特点之一就是“诗格化”,即诗话的内容偏重讨论诗歌的格、法

见张师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外篇第五章《诗话论》第四节《域外诗话》二《日本诗话》,第523页。

。《风月集》虽然是一部诗歌选本,但日僧之注却特别标举其中诗歌的格法意义,正如其序所云的可以“知诗家之法”,这种性质可以与日本诗话的特点相参照,也可能受到宋元以来诗法著作的影响。如卷上道潜《临平道中》注云:

此诗先实接体也。第三句为主起,上二句结下一句,是云结上接下格。又云猿臂引体,一二之句引第三句。□失四句当物也。

此句明显受到晚宋周弼《唐贤三体诗法》的影响,《唐贤三体诗法》论七言绝句“实接”之法云:“截句之法,大抵第三句为主。(中略)以言事寓意,接用转换有力,若断而续,外振起而内不失于中妥。前后相应,虽止四句,有涵蓄不尽之意焉。”

周弼选,释圆至注《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卷之一,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7页。

又如卷上保暹《巴江秋夕》:“巴水寒声去渺茫,半空云树落秋光。离人此夜和愁宿,不听啼猿亦断肠。”注云:

此诗反案格也。古人听猿声断肠,而保暹不听猿声,只宿江上为秋断肠也。杜诗曰:“差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言孟嘉落帽为风流,杜不落帽为风流矣。

所谓“反案”即“翻案”。周裕锴先生将宋代诗学中的“翻案法”分为两种形式,即“反用故事法”和“反用诗句法”

周裕锴先生认为,所谓“反用故事法”,“指就古书中的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采用逆向语势或否定语势,转换出新的思想境界”。所谓“反用诗句法”,“特指翻转或否定前人或他人的诗句,展示自己的新见解”。《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而保暹此诗乃典型的“反用故事法”,其标志是“不听”两字,通过对古人听猿声而肠断的否定,而达到出奇的效果。再如卷上显万《杜鹃》:“杜鹃底苦劝归去,渺渺江湖若个边。衣弊履穿头半雪,不知归得是何年。”注云:

呼应开合格。一句呼,二句应,三句开,四句合也。

元代诗法著作讨论的中心是律诗的格法,而对绝句的格法讨论并不多,而《风月集》的注则多是讨论绝句的格法。元代诗法,如旧题吴成、邹遂、王恭撰的《诗解》解杜甫《秋兴八首》其三就云此诗是“纤腰格”(又名开合格)

《元代诗法校考》,第58页。

,佚名所撰《杜陵诗律五十一格》论杜甫《燕子来舟中》也为“开合格”:“开合犹起应,凡四开四合而成篇。”

同上,第123页。

元代诗法所讨论的“开合格”似乎与《风月集》注的“呼应开合格”并不一致。再如卷上蕴常《江村》:“江村风急苇花飞,漠漠炊烟树影稀。亦有人家沙际住,夕阳鸡犬傍人归。”注云:

结上接下格也。

又卷中宗敬《纸帐》:“碎剪松江水上坟,虚堂垂处夜平分。梦寒不到池塘草,明月梨花一洞云。”注云:

此诗自三句起上二句,结下一句。

所谓“三句起上二句,结下一句”即“结上接下”之意。旧题吴成、邹遂、王恭撰的《诗解》解杜甫《诸将》其二为“结上生下格”

《元代诗法校考》,第76页。

。佚名撰(或题揭曼硕撰)《诗宗正法眼藏》评杜甫《咏怀古迹》其一为“结上生下格。”

同上,第329页。

所谓“结上接下格”即诗中一词呼应上文,又照应下文,如蕴常诗中的“鸡犬”,既呼应上句的“人家”,又照应下文的“傍人归”。再如卷上法具《江涨桥会仲弥正寺丞》:“江涨桥边江水流,江花未老上江楼。栏干惜别春风里,相对藤床语白头。”注云:

此诗叠字格。

此句叠四“江”字。《杜陵诗律五十一格》论杜甫《江村》一诗亦为“叠字格”(首联二“江”、二“村”,次联“自去自来”、“相亲相近”)

同上,第125页。

。再如卷上昙莹《姚江》:“沙尾鳞鳞水退潮,柳行出没见渔樵。客帆自载钟声去,落日残僧立寺桥。”注云:

残僧者,破戒僧也,谓残毁之心也。毁,破也。又残寺僧也,又残涯僧,昙莹自谓也。诗即四绝格,又四连格。

所谓“四绝格”,元代诗法中倒没有讨论到,可能指一个“残”包含四层意蕴。再如卷上祖阮《多景楼北望》:“东风吹散一江云,客子楼头易断魂。但见碧天随地远,不知何处是中原。”注云:

此诗若以韵响相连,论之则烦流格也。若以血脉骨格评,直□则四句相互锁,而北望情尤在其中深也。三之句设有一之句,二之句设有四之句。

所谓“四句相互锁”则与旧题范德机撰的《木天禁语》中所谓的“钩锁连环”之说类似

《元代诗法校考》,第148页。

。再如卷上宝泽《降虏》:“达哨兵多金哨稀,怕闻坐夏入秋期。只今跨马弯弓者,曾是襄淮十岁儿。”注云:

此诗抑扬体也,一二句应之,三四句贬之。

又卷下清顺《深坞》:“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注云:

凡此诗者,藏头体也。又抑扬格也。有一是一非,一抑一扬,一二之句,上抑下非也。三四之句,上扬下是也。

《杜陵诗律五十一格》解杜甫《咏怀古迹》其五为“抑扬格”云:“凡再扬再抑而成篇。”

同上,第123页。

《诗宗正法眼藏》亦评杜甫《咏怀古迹》其五为“抑扬格”

同上,第331页。

。所谓“抑扬格”就是诗中,前一句扬之,后一句则抑之,交错而成篇。清顺《深坞》又说到所谓的“藏头体”,按旧题吴成、邹遂、王恭撰的《诗解》解杜甫《宣政院退朝晚出左掖》云为“藏头格”。明梁桥《冰川诗式》卷七解释说:“藏头者,首联与中二联六句皆具言所寓之景与情,而不言题意,至结联方说题之意,是谓藏头。”

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703页。

如清顺之诗,最后一句出现“深坞”一词,正与题同。

又卷下善珍《山行》:“归牛晚失犊,牧童学声唤。溪边白鹭鸶,衔鱼上田岸。”注云:“见闻体也,又自得体也。犊者不来而准有鹭鹚上田岸耳。此诗剥尽文章,不怪不异,谓自然之高妙也。”“见闻体”就是即目之体,将寓目之景用白描手法笔于诗中;四句纯写景,显得自然如出水芙蓉。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认为诗有四种“高妙”,最高境界就为“自然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2页。

可见,《风月集》之注语来自《白石道人诗说》。

另外,日僧之注还两次引用到南宋诗学著作《诗人玉屑》,卷上志道《送别》诗注云:“《玉屑》评曰:‘池塘春草生’,此一句惊天动地。”按原文见《诗人玉屑》卷一吴思道学诗云:“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第8页。

又卷中若溪《夜坐》诗注云:“《玉屑》评云:‘暮秋吟当如蚓蚯之吟也。’”此句今本《诗人玉屑》则未见,俟考。卷下景淳之诗《后夜》注云:“十五夜也。《冷斋夜话》六卷有之。”按景淳之诗见于《冷斋夜话》卷六“僧景淳诗多深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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