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在20世纪度过了99个春秋。她人生100年，笔耕80载，把毕生精力献给自己挚爱的文学事业，并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走了，于1999年2月28日晚9时，平静地安详地走了。中国文坛为之哀悼！海外朋友及华人作家为之哀悼！
这位备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文坛世纪老人因其为文和做人的品格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回味的话题和深深的思念。
我想起90年代，第一春节来临之际，冰心发去给《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春节祝辞说：
我要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向海外的炎黄子孙们祝贺春节，并愿在世界的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同胞们个个都是无私无畏地昂首挺胸，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冰心寄语海外同胞的箴言，其实也是她一生做人的准则。
有一次诗人臧克家给我们谈起冰心时，跷起大拇指说：冰心了不起！为什么？他讲了一件往事，即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界曾发起反内战的签名运动，臧克家找到冰心，征询她的意见。冰心生病，便让十来岁的女儿代她签了名。签名在报纸上登出后，国民党当局很不高兴，特地派人去追问：那字是你签的吗？冰心回答说：是。大家松了口气，臧克家事后对冰心说：她的那个“是”字，真是掷地有声，一字千金呀！
在那腥风血雨的“文革”中，冰心同许多作家朋友一样遭到厄运，一样受到残酷的打击与迫害。无知的“红卫兵”在批斗冰心时，强制她交代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在解放初回国？是不是受什么人派遣？她总是从容地回答一句：我爱我的祖国。
1951年回国前冰心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她后来对我谈到，作为生活，在国外并不坏。作为个人，你是教授，又是中国作家，表面看来他们对你还挺客气，甚至尊重。私人的友情是私人的。但是，这种对你个人的态度并不表示对你的国家的态度，所以还是自己的祖国好，自己的家园好。作为中国人，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希望自己能为祖国贡献力量。她说她的丈夫吴文藻教授那时在日本经常听国内电台的广播，觉得祖国解放后一日千里，欣欣向荣，心向往之！怀念祖国。他们要我交代为什么回国，有什么动机，这就是我回国的原因和动机，我这么说了，他们不相信，仍然训斥我。
就是在这般人妖颠倒的荒唐岁月里，冰心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国家正在修建翻山越岭的成昆铁路。冰心觉得自己应该效力。大约是在1967年夏季的一天，当时已被打成“黑帮”的冰心，在文联大楼扫地时，她见我上楼，迎上前把我叫到楼梯口拐弯处，环顾四周无人，迅速将几张银行存折交给我，要我替她上缴国家，并悄声交代我说：这几万元存款，本是人民发给我的薪俸和稿费，我没有多少用处，子女们也都各有工资，更不需要。我见国家正在修成昆铁路，那条路很艰难，这钱，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吧！国家可以拿这些钱投资搞建设……临分手时，她又悄声叮嘱我说：这件事，你帮我办了，只让经手人知道，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不是为别的，不希望张扬。
她说这些话时，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想想那是什么年代啊！“革命”者忙于“斗批改”，而“革命”的“对象”却想着祖国的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冰心意气风发，重新握起手中的笔，连续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作品，迎来她创作的新高潮。其中有些作品获全国奖，有些作品被竞相传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
